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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时限制度适用过程中存在问题 　　作者简介：朱海梦，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法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军事法。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9.012　　一、证据失权的适用条件　　证据失权是举证时限制度法律后果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影响巨大。逾期提交的证据能否适用证据失权的相关规定，具体条件应如何界定，是举证实现制度运行过程中值得深思的问题。《证据规定》对逾期提交的证据一概适用严格失权的法律后果，所以引发了司法实践中的广泛争议，不但招致当事人的抵触，甚至有些法官也对举证时限制度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举证时限通知》对证据失权的适用尺度作出了灵活调整，将逾期提交证据之行为的主观状态作为法官适用证据失权的考量因素。　　从大陆法系国家的情况看，证据产生失权效果，立法通常要求该证据同时具备失权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两者缺一不可。从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相关规定看，《证据规定》第 34 条仅将逾期举证作为证据失权的重要要件，却未对主观要件问题做出规定。虽然有关“新的证据”相关规定从相反方向排除了“当事人因客观情形不能适时举证”这一情形下的失权，但是该规定仍存有纰漏。《举证时限通知》第10条仅将“当事人未在举证期限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期限内提供证据，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作为是否接纳该证据为新证据的考量因素。　　根据笔者对于法条的理解分析，主观恶意并没有被列入证据失权的法律要件中。严苛的证据失权制度是保证庭审效率的有效方法，但是过于严苛的证据失权很难被人民大众所接受，所以只依据客观要件成立就判定证据失效是不合理的，应考量当事人主观要件，使得证据失权在多种条件都具备时才得以成立，从而缓解过分严苛的证据失权制度与人民心理的矛盾。故这一立法缺失是举证时限制度在我国适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　　举证时限制度设立以来，当事人的主观故意就穿插于各种情形中出现，或是逾期举证的加重情形，或是法官排除新证据时考量的重要因素，但始终没有被定义为证据失权的要件。随着举证时限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证据失权严格化成为司法大潮，单一的客观要件已不足以支撑其运行，因此当事人主观要件应当被列入证据失权要件。　　二、法官自由裁量权过于宽泛　　司法实践中，法官在适用举证时限制度时，自由裁量权过于宽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期限的确定及延长由法官决定；2.逾期举证理由是否正当、逾期证据的选择适用均由法官决定；3.法官的价值定位直接决定案件审理结果。这些问题都可能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超出必要范围，造成权力滥用，影响司法公正。　　（一）期限的确定及延长由法官决定　　据2012《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人民法院应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若当事人在该期限内举证困难，则法院可依当事人申请延长举证期限。　　通过对法条的理解分析可以得出，举证期限由法院指定，若当事人因可被理解的原因在举证期限内无法提供相应证据，则人民法院可依当事人申请做出适当延长举证期限的决定。《证据规定》第33条对举证期限做了如下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有下限无上限，可见具体的举证期限和延期时限都未在法条中给出明确范围，而是将其全权交由法官自由裁量，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的滥用。　　（二）逾期举证理由是否正当、逾期证据的选择适用均由法官决定　　根据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65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的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何谓理由成立？理由成立的标准源自何处？该法条并未对“如何认定逾期举证的理由是否成立”设立具体判断标准，甚至未规定法官可裁量为理由成立或不成立的情况范围，全凭法官自由拿捏；由该法条还可看出，甚至在当事人说明的理由被认为不成立时，法院仍然有权在轻微惩罚后采纳该证据。这样便把证据能否采纳这一重大问题的决定性权利完全交给了审理法官。仅仅依靠法官的价值判断以及个人修养来判案，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机制体制中行不通。　　（三）法官的价值定位直接决定案件审理结果　　由于法官对举证时限制度存在理解角度和程度上的偏差，因此极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的事件出现。法官对举证时限制度的价值追求不一，即对公正和效率的偏好可能直接导致审理结果的不同。　　在价值取向层面上，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就是效率与公正，但实际上二者很难兼顾。从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立这一方面来看，立法者更倾向于效率的保障，然而公平公正是法律最基本的原则，所以在两者的权衡中，不应过分偏颇于效率。　　虽然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当事人的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