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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下律师在侦查阶段权利保护分析 　　犯罪嫌疑人诉讼主体地位的标志就是有律师帮助权。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但在实践过程中，律师在介入侦查阶段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理想，这造成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法律规定权利不能有效实施的情况。 　一、律师在侦查阶段发挥作用的现状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 　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所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并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但在真正实践过程中，侦查阶段律师仍很难真正介入诉讼，会见难、取证难、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的情况很常见。从律师介入程序的实践来看，反映以下问题： 　（一）律师在侦查阶段中身份不确定 　我国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身份是模糊的。在刑事诉讼法中虽赋予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权利，但法律并没有条文具体明确的将律师界定为刑事辩护人。实践中，律师在侦查阶段不能阅卷，不能调查取证，不能向中立的审查机关进行任何有效的申请。由此看出，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还无权行使辩护权。 　（二）律师在侦查阶段中的会见权难以实现 　我国在《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但是对案件涉密的条件并没有具体规定，这造成在实践中，侦查人员随意将案件定为涉密案件，从而导致律师会见难。 　（三）律师在侦查阶段没有在场权 　律师在场权是指允许律师在侦查人员询问犯罪嫌疑人时在场。这可以起到监督作用，防止侦查人员询问时刑讯逼供。但我国法律并没有对律师在场权做出相应规定，相反却允许侦查人员在律师会见嫌疑人时在场，这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 　（四）律师在侦查阶段没有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 　由于我国还没有将介入侦查阶段的律师定性为辩护律师，因而也就没有赋予其相应的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这使律师在侦查阶段难以真正的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造成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二、《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关于此问题修改的进步性分析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修正案中，第四章“辩护与代理”格外重要。它涉及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相关规定的衔接问题，让律师辩护有望走出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的“三难”困境。修正案中，体现了诸多进步性，分析如下： 　（一）侦查阶段的律师就是辩护人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 　首先，修正案将侦查阶段律师的地位规定为辩护人，符合律师在侦查阶段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利益参加诉讼所行使的职能。 　其次，侦查阶段律师的职责就是维护嫌疑人的合法利益，法律并不要求其履行客观义务，因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身份就应当是辩护人，修正案中明确了这点。 　再次，从程序分流的角度也要承认侦查阶段律师具有辩护人的身份。因为在有些案件中，侦查阶段就可能出现诉讼程序终结的情况，侦查程序的结束就意味着案件的终结，此时体现出律师作为辩护人介入诉讼的极大必要性。 　（二）侦查阶段增加律师的职能 　修正案新增：“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这一条，可以明显看出对保障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合法权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更早的参与案件案情的分析，这样会更好的为审查阶段的辩护做铺垫。 　（三）规定律师凭“三证”会见制度的例外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对于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此规定将律师凭“三证”会见的这一过于理想化的规定拉回于现实中，避免引发律师在于侦查人员之间在侦查阶段初期所产生的末端冲突。即使在法治国家，对于侦查阶段律师会见也不能是完全没有限制的，因此，这一修改确实为一种更理性的进步。 　（四）扩大了侦查阶段律师阅卷权的范围 　修正案第三十八条：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这一条的进步性体现在将律师阅卷权的范围扩大了。这样更利于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全面的掌握案情材料，更好的分析案件和帮助犯罪嫌疑人。 　（五）明确律师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享有通信权 　修正案第37条第一款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