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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起诉审查制度改革探究 　近年来，学界对于刑事起诉审查制度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案卷移送制度的变迁，但案卷移送制度只是刑事起诉审查制度的表象，在表象之下应对“庭审实质化”和审判效率的研究予以不懈追求。笔者通过对比1979年、1996年、2012年三部《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起诉审查方式的规定，梳理相关理论问题，提出自己的浅见，以期抛砖引玉，引起相关学者对该问题的探讨。刑事起诉包括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公民自诉，本文所讨论的仅限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情况。　　一、刑事起诉审查制度的概念与功能　　刑事起诉审查是指法院在收到刑事案件的起诉后对移送的材料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将其纳入正式审判程序的活动。不同于检察机关内部进行的审查起诉程序，刑事起诉审查是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对起诉是否合格进行判断的过程。该制度设置的初衷是将不合格的起诉排除在审判之外，防止检察机关滥用起诉权。　　虽然我国已经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无罪推定的原则，①也赋予了被告人一系列诉讼权利②来保障该原则的落实，但是被迫参与到刑事诉讼之中依然会对被告人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消极影响。首先，刑事诉讼往往伴随着针对被告人的一系列强制措施，这些强制措施有些是财产方面的，如扣押、查封、冻结等，限制了被告人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能力；还有一些强制措施则直接限制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如监视居住、居留、逮捕等，彻底阻断了被告人和外界的自由联系。其次，卷入刑事诉讼会给被告人带来负面的社会评价。普通群众出于对国家机关的信赖与敬畏，相信由公诉机关进行的刑事追诉一定是事出有因，相信被告人一定有罪，这种偏见即便是在法院明确宣布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也很难消除。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对犯罪进行追诉的机关，其在诉讼中的目标就是将被告人送上审判席并说服法官作出有罪判决，而作为被追诉者的被告人则希望通过诉讼程序为自己脱罪，这就使得检察机关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成为针锋相对的两造。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应该全面收集证据，不仅要收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还要收集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①同时检察机关还承担着为无辜者脱罪的责任。但是，在检察机关与被告人相互对抗、各自追求诉讼胜利的背景下，期待检察机关站在被告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几无可能，反而应警惕检察机关滥用起诉权，对被告人权利造成侵害。因此，构建刑事起诉审查制度，防止检察机关随意提起刑事诉讼，实现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就显得十分必要。　　除了限制起诉权的滥用、保护被告人权利以外，刑事起诉审查制度还体现着一个国家司法的价值取向，从中可以窥探出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三者的相互关系。如果一个国家重视人权保护，对公权力侵犯公民的可能性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那么在刑事诉讼中就会强调法官对于侦查、起诉的监督，不仅在侦查过程中要由法官严格控制强制措施的适用，而且在提起诉讼时也要由法官严格进行审查，避免使公民遭受不应有的起诉。反之，如果一个国家更重视打击犯罪，就会强调刑事诉讼中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相互配合，从重从快地处理案件，此时审判权对侦查权、起诉权的监督就会弱化，以限制起诉权为初衷的刑事起诉审查制度自然很难建立起来。我国一直有“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其基本要求是刑罚的严厉程度要根据社会的现实情况做出相应调整。在动荡年代法治的第一要务是实现社会秩序，因此需要借助刑罚的威慑力震慑犯罪分子，此时将打击犯罪置于公民权利保护之上尚有一定合理性，但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今天，维护社会秩序已经不再是法治的第一目标，相反限制政府肆意、防止公权力侵蚀私权利应成为法治的基本要求。　　二、我国刑事起诉审查制度的　　演变及评价　　我国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刑事起诉审查制度的探索，从1979年《刑事诉讼法》，到1996年《刑事诉讼法》，再到2012年《刑事诉讼法》，我国的刑事起诉审查制度一直在发生变化，甚至一度出现反复，在“卷宗全案移送”和“主要证据复印件移送”之间摇摆不定，虽然一直没有实现对不合格起诉过滤的目的，但追求“庭审实质化”和提高审判效率的目标并没有改变。　　（一）1979年的“卷宗全案移送+实质审查”模式　　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的公诉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对于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可以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对于不需要判刑的，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这一条款并未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应向人民法院移送哪些材料，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既然要审查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为避免有所遗漏，就必须对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进行全面审查，因此，在实践中检察机关都是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卷宗全部移送人民法院。[1]在审查标准上，法院对起诉进行的是实质审查，检察机关的起诉不仅要在形式上合格，还需要达到“事实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