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意义及国家刑权力调整——对人权两《公约》刑法评释.doc

刑法意义及国家刑权力调整——对人权两《公约》刑法评释 　[内容提要]两权公约对我国刑法的影响是多个层面的，既包括对我国刑法规范的范式改造，也包括对刑法伦理精神的重新定位。而目前理论讨论过程中过分注重前者。我们认为，语词的相通只是相对的，由于语言的共融性，公约作为一个文化规范与我国现行的刑法规范乃至古代的刑法规范从形式上看是符合的。但这并不能昭示法规范便与文化规范相吻合。在规范形式一致的情况下，其精神是分立的。公约的精神在于对包括国家刑法在内的一些国家强行法的重新定位，即刑法的意义首先在于限制国…… 　　我国政府于近年来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近期则正在酝酿批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尽管两《公约》本身不直接属于国内刑法规范，但以保障人权为使命的刑法，与公约存在实质的竞合。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我国代表就指出：“依法治国的实质就要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人权。在加强立法、普法和执法监督方面，特别是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修改，极大地完善了刑事司法工作中的人权保护”。（注：参见2000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我国代表李保东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的有关讲话。）这种相通性决定了《公约》将可能对我国刑法规范的价值进行改造，对刑法范式冲突进行调整。也正因为如此，《公约》对作为部门法的刑法理念启示意义是显然的。 　　《公约》与刑法的竞合——对公民固有权利不可侵犯性的设定 　　就刑法与《公约》的关系而言，体现了一种文化规范与法规范渊源关系。《公约》作为一种国际条约，是国际人权法的渊源。《公约》作为一种文化规范，应该是刑法的渊源。刑法作为法规范，一般被认为是国家观念的表达形式，而《公约》所昭示的文化规范则宣示了对公民权利的一般设定和对国家权力的规范，《公约》对法规范的指导性和适应性对于缔约国而言是普遍的。原因在于： 　　其一，《公约》尽管带有一定的区域价值观的色彩，但大多揭示的是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所以人权的普遍性是可以接受的。对此，江泽民主席与端士人士德赖富斯会谈中曾指出：“中国尊重国际社会关于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时认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社会制度不同，促进和保护人权必须与各国国情相结合，而不可能都遵循一个模式。为此，中国政府积极开展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国已加入17项国际人权公约，并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将在认真、深入研究之后正式履行批准手续。中国政府一贯重视人权问题，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注：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3月26日第1版。）我们认为，江泽民主席的论述包含以下的内容：首先《公约》中所涉及的内容体现了普遍性的人权，包括生存权与发展权，同时包含了对国家权力的规范。其次，人权的普遍性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应当得到尊重的，只不过实现和保障的途径和模式存在差异。《公约》内容带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特征，但如何外化为法规范，尤其是刑法规范则存在方式区别。 　　其二，《公约》中大多数公民权利的普适性、基础性决定了《公约》缔约国将这种文化规范落实为刑法规范的必要性，这将是缔约国签署并加入《公约》后面临的主要问题。刑法作为规定公民最基本、最普遍权利的规范，其保障的权利内容与公约具有相通性。两《公约》作为人权法的渊源，对于法规范的缔造和发展存在着参照意义和认同意义。根据人权条约的规定，所有人不分性别、种族、肤色、宗教、语言、国籍、社会出身，等等，都有权平等地享有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权利，缔约国有义务采取立法和其他措施，保证其领域范围内的所有人享有这些权利；在他们的人权受到侵犯的情况下，有权得到行政和司法的救济。国际人权法禁止种族灭绝、种族隔离、贩卖奴隶、施行酷刑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它们被认为是刑事犯罪，缔约国有义务予以惩罚。从上述国际人权法的相关规定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对于缔约国而言，在承诺对公约存在信守义务的同时，存在着通过立法方式将这些一定历史时期人们达成共识的文化规范物化为法律规范的义务。刑法作为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操作性规范，忠实体现公约内容的义务是不言而喻的。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公约》与刑法规范存在着法律和文化意义上的双重渊源关系。 　　对《公约》的规定进行整合可知，《公约》始终贯穿着权利的法制性特征以及权利的平等性内容。而我国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同样遵循了上述基本准则，明确地在刑法中设定了符合现代法精神的一些原则和规范，与《公约》的文化内涵和目的具有较大的竞合，体现了刑法对人权普遍性的重视，体现了刑法对国家刑权力的制衡和规范，最为显著的表征是刑法形式上将罪刑法定原则和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的条文化。 　　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罪刑法定原则被作为保障公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