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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解释法律基础分析 　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687(2011)06-0058-12 刑法解释如何达致限度，首先需解决刑法解释限度自身的标准问题，因此，探讨如何达致限度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基于法理和司法实践，对我国刑法学界关于刑法解释限度观点进行梳理、考察和反思。 一、刑法解释限度标准的确立：对我国刑法学界关于刑法解释限度观点的梳理、考察和反思 与世界上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各主要国家刑法解释限度理论研究“观点纷呈”状况不同，我国刑法学界几乎一致地主张以法文语义作为刑法解释限度，认为，刑法解释应被限定在国民可预测范围的“文义射程”之内；或者是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之内。纵观这种主张的提出，刑法学界主要有如下几种理由： 第一，将刑法解释限度限定在国民可预测范围的“文义射程”之内，或者是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之内，是形式合理性、形式法治优先于实质合理性、实质法治的需要，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优先保障人权的需要。罪刑法定是刑法解释的范围与限度，是刑法解释的大宪章，这是刑法解释论中的铁则，任何关于解释限度的原则与理论都不能与之相违背。而罪刑法定兼具有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两方面的意义，这种意义的侧重将取决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要求”立场，质言之，“立场的选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当下的中国，市场与法治正逐步走向成熟期，需要发挥刑法的人权保护机能，一定程度上控制解释限度，严格限制司法自由裁量权，也就是说，在我国，严格限制刑罚权的发动，保障人权，是我国当代法律文化对罪刑法定的实质性要求，罪刑法定形式侧面的提倡应是我国文化和罪刑法定立场的主流。在这种背景下，形式合理性自当成为当代中国罪刑法定的首选，虽然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我们不能忽视；由此，当代中国形式法治应当优先于实质法治；在刑法解释限度问题上，应被限定为征表形式合理性、形式法治意义的“文义射程”之内。[1] 第二，将刑法解释限度限定在国民可预测范围的“文义射程”之内，或者是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之内，是罪刑法定原则自身内涵和刑法解释文本的固有要求。“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在于从强者的压力下保护弱者，只要在社会上存在着强者和弱者的对立，罪刑法定主义就是刑法上铁的原则”，[2]因此，对于刑法司法解释而言，罪刑法定原则就是刑法司法解释的制度性限制，就是刑法司法解释限度总的标准。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是限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在解释论上，前者体现为自律原则，后者体现为可预测原则。自律原则要求解释结论能为刑法规范所涵括，可预测原则要求解释结论对于普通公民而言都不感到意外。而要使刑法司法解释结论为刑法规范所涵括，要在刑法司法解释中将罪刑法定原则贯彻到底，就必须关注解释是否从文本的文义入手这一根本性问题：在文义范围内进行解释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反之则不然；而文义的范围，“文字的意义一般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含义，而是一个意义域”，因此，要使司法解释结论不超越文义范围，就必须以可预测原则为标准进行检定。可见，刑法司法解释必须符合可预测原则的文义范围。又由于刑法解释的文本就是刑法规范，所有的解释结论都应当依靠文本而作出，因此，考察文义范围就是考察文本自身及其字义。文本自身就是一种语言符号，其生命存在于人的运动中，是展现存在的过程，对文义范围的考察也就是考察文义展现存在的过程，这种展现存在的过程，申言之，就是语言现在的、客观的含义。由此，刑法司法解释符合可预测原则的文义范围，应当是符合可预测原则的文本的现在的、客观的含义。这种现在的、客观的含义发挥到极致也不过就是条文用语之语言学意义的最宽限度。[3] 第三，将刑法解释限度限定在国民可预测范围的“文义射程”之内，或者是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之内，是实现刑法正义性与安定性的要求。对于法或法律而言，“是不可能缺少正义的，相反，只有在正义里面，法或法律才变得生机勃勃”，正义可以说是法或法律追求的终极美德。在自然法领域，正义“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但对于法律而言，例如刑法，由于“法律应当是客观的，这一点是一个法律制度的精髓”，因此，活生生的正义必须具体化、实证化，并深深打上刑法自身固有的正义烙印。可以说，刑法之内的正义(刑法正义)与刑法之外的正义(正义，是刑法正义的高一级状态)在此(客观性上)有所分野。对于刑法解释论而言，虽然刑法之外的正义具指导性功用，但作为体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来说，刑法之内的正义由于更具客观性、功用性和实践理性，其才是刑法解释论所真正追求的正义，因此，要实现刑法的正义，不能脱离刑法而只能在刑法自身中去寻求，完全脱离刑法对正义的寻求不是解释而是种推测。法学解释的对象是成文的法律，刑法通过文字及其含义规范人们(包括一般人与司法者)的行为，也将正义规范在文字的范围内。因此，刑法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