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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谐社会及刑事辩护研讨会会议综述 　 1月26日至27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法制日报在北京中苑宾馆联合举办“和谐社会与刑事辩护研讨会”，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并做重要讲话。来自中国和加拿大的部分领导、学者和刑事辩护律师就新修订的《律师法》关于刑事辩护的新规定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律师豁免权、保密义务及嫌疑人对案件的知情权，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定，死刑复核程序与死刑辩护等话题展开研讨。现将会议研讨内容综述如下： 《律师法》关于刑事辩护的新规定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 张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医药对于人的最适合状态就是被救治的人不再需要它，法律对于当事人、对于司法机关最好的、最佳的状态是不再需要适用它。《律师法》的修改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司法机关要转变观念，一定得从内心意识到律师的工作和我们司法机关的检察官、法官的工作有一个完全一致的目标，就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对于公正司法起到制约、监督的作用。有了一致的目标，对于执行好《律师法》、《刑事诉讼法》就没有不同意见和不同做法了。当前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正在深化，依法治国的方略正在积极、扎实地贯彻实施。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衔接上的问题、对法律理解上的问题、具体执行当中的问题可能在不同地方、不同司法机关、在不同的法官的理解当中会有不同认识，因此我觉得刑事辩护律师需要应用好自己的政治智慧、法律智慧、执业智慧，运用好自己可以把握的执业能力、执业方式，最大限度地实现《律师法》赋予我们的各项更加扎实的、充实的执业权利。我有两点考虑供律师在《律师法》实行以后参考，第一个参考建议就是律师要应用自己的智慧，最充分地用好法律调取证据，关键是要让法官相信我们律师的请求是在帮助法官依法、公正地结案，这是一个软实力。第二个考虑是要转变观念，实现辩护中的促进和解，从而实现辩护目的。律师很少在辩护当中考虑社会被害方的要求，尽管律师通过辩护取得最大限度影响法官的效果，但是由于和法官考虑的完全是两方面的事情，我们辩护的目的就难以完全实现，法官还要考虑社会效果，法官要承担社会责任。 我们要考虑公诉意见中对犯罪行为危害性的社会评价，要做好让受害方能够谅解你的委托人犯罪行为的工作。在刑事辩护过程当中注意用我们的职能、用我们特殊的地位促进刑事案件的和解。要考虑被害人的实际情况，促进自己的委托人以及他们的家属换位思考，促进有罪的人真正认罪、悔罪，向对方当事人道歉、赔偿，目的是获得对方的谅解，法院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候自然就会考虑被告人的态度，考虑裁判后的社会效果。加拿大1971年开始认认真真做起来的恢复性司法活动效果良好，许多国家已经在刑事司法活动当中采纳了这样的做法，我们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实施过程当中，也在实质上促进采用这种方法。我建议刑事辩护委员会能够在广泛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研究制订一个刑事辩护律师促进和解的实施方案，在广大律师赞同支持的前提下，真正使刑事诉讼的和解制度得到落实，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 杜春（司法部法制司司长）：第一，新修订的《律师法》主要在三方面对律师的执业权利作出了一些新的规定：第一方面，为了解决律师执业三难，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对律师参与诉讼享有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相对于现行《律师法》，从操作层面作出了一些更加细化的规定，并且补充了一些会见措施，比如律师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师在会见犯罪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第二方面，这次修法有条件地赋予了律师从事辩护代理业务在法庭上的言论责任豁免权；第三方面，对律师在参与诉讼中的人身权利采取了一些特殊的保障措施。这次修法在扩充律师执业权利的同时，对需要禁止的一些行为也作出了新的规定。 第二，如何理解《律师法》新规定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有人认为新修订的《律师法》的有关规定超越了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也就是上位法的相关规定，可能会对下一步的实施、执行带来一些问题。人大立法机关对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做了慎重的研究。在修法过程当中，形成了两条意见：一是对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辩护权利的基本规定，认为如果没有明确的禁止性的情形，从修订《律师法》的角度，对有关的权利可以适当作出细化，甚至补充性的规定。比如说，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从现行《刑事诉讼法》中也得不出要监听的结论。《律师法》规定律师有权会见、有权阅卷，主要是针对当前律师在这方面面临的实际困难，从立法角度对律师的执业权利作出强调。再一点就是这次《律师法》修改，部分地吸收目前《刑事诉讼法》正在研究修订过程中形成的比较成熟的意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考虑到律师执业的要求，我们在规定律师的法庭言论责任豁免和举报作证义务豁免这两方面都明确地规定了例外的、禁止的一些情形。新修订的内容与《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