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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区域经济增长路径选择分析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对世界各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如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9》指出的，世界上鲜有平衡的经济增长，提前着手平衡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均衡分配经济活动的意图只会阻挠发展。然而让远离经济机会的人口受益，和谐性增长则是必须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平衡增长，和谐性发展”的建议[1]。 在此，以世界银行的建议为启迪，结合我国当前的形势，提出后发区域跃迁中的“非均衡突破、包容性增长”模式。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后发区域的主要原因在于，与发达地区相比，后发区域跃迁及发展更具紧迫性，更容易出现发展中的失衡问题，后期又不具备解决失衡问题的充足资本。 一、非均衡突破、包容性增长提出背景及研究态势 国外非均衡理论的研究相对较早，除区域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外，物理学、系统科学也针对非均衡展开研究，根据研究需要在此主要探究区域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区域发展非均衡理论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凯南的人力资本论、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林德的动态优势理论、列昂剔夫的反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在区域间传递扩散理论、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期，克鲁格曼将空间要素引入经济学研究，形成了新经济地理学，开创了非均衡理论新的研究工具和研究视角[2][3]。国际经验上，很多国家成功利用非均衡战略实现了崛起和经济腾飞。时至今日，世界上大部分生产活动仍集中在大城市、领先省份以及富裕国家，半数的生产活动位于1.5%的陆地区域。发展并未给所有地区都带来经济繁荣，市场青睐于某些地区，而忽视另一些地区[4]。学者也用实证资料证明了非均衡发展的必然性[5]。国内学者围绕区域非均衡理论及实践进行了长期探索和研究，经济学家张培刚(1997)提出“中心开花论”，即中部崛起理论；厉以宁(2000)提出中心辐射战略，即城市圈域经济理论；魏后凯(1995)提出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相结合的“网络开发理论”；胡鞍钢(2001)提出非均衡发展战略。然而，当前学术界针对区域非均衡发展的争论仍然存在，代表性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我国国情决定了非均衡战略仍将是我国现阶段的战略选择；另一种立足当前居民收入差距、区域发展水平差异拉大等现实问题，提出应采取均衡思维。也有学者折中性地融合非均衡与协调发展的思想，提出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模式[6]。然而，笔者认为，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并不必然矛盾，从区域开发、区域发展、区域跃迁的起点看，非均衡突破是必然的，不可能全面开花；从区域发展的结果看，收入差距、区域水平的扩大则是应该予以避免的。 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经历了单纯强调增长，到1990年世界银行提出的“广泛基础的增长”，以及之后的2007年首次由亚洲开发银行《新亚洲、新亚洲开发银行》报告提出的“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的演进[7][8][9]，此后，2009年11月、2010年9月曾先后两次出现在胡锦涛同志的正式讲话中，包容性增长被提上战略议程[10]。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源于对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认识的深化[12]，对亚洲地区收入和非收入不平等状况[12]恶化问题和与时下流行的“收入被增长”和学术界热论的“中等收入陷阱”、“外来务工人员被城市化”、“浅度城市化或过度城市化”[13]衍生的种种热点问题紧密相关，反映了我国政府对“公平”和“效率”的兼顾，对“成果惠及全民”目标的追求。综合包容性增长的提出背景及国内外学者对包容性增长的相关研究[14][15][16]，认为包容性增长的背景、内涵及实施主要有国际、国内两大层面。国际层面旨在表明我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交往中求同存异、扶贫济弱、共同发展、成果共建共享等方略，目标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强调的是大国“责任”；国内层面的内涵及实施则更加全面具体，涉及经济增长模式、社会发展进步、民主民生民权、政府治理模式、生态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经济层面要求抛弃单一的GDP增长决定论，追求综合福利，实现经济、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社会层面要求全社会成员间的机会均等、外生环境的平等、成果共享，实现公平正义，强调“参与”与“共享”；民主民生民权层面要求人民群众有行使民主权利的广阔空间，实现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体现人本，同时关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重点问题；政府治理模式层面要求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调整和转变。总体上，国内学者对包容性增长现实意义、科学内涵阐述较多，对其具体测度及在我国实施路径的研究相对较少，而结合区域发展的非均衡突破、非均衡现状的研究则更少。 二、非均衡突破、包容性增长学源探究 (一)包容性增长的学源探究 包容性增长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思想贯穿于整个经济学发展历程。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