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左、向右或向前：批判性进步犯罪学现代展望.docVIP

向左、向右或向前：批判性进步犯罪学现代展望 　 当我第一次开始思考这本书的主题——打算创立一部忠于政治的、进步的犯罪学时，我产生了为其写一章内容的想法并为此而感到激动。然而，当我坐下来真正开始思考和写作时，才发现这个任务变得越来越复杂。我最初的反应是构造如下问题：难道传统犯罪学无药可救了吗？我们现在到哪里去寻找能够为进步政治学所运用的实例呢？自欧康纳（O，Connor）的惩罚调查报告之后，澳大利亚的犯罪学有些什么改变？欧康纳指出： 英美有关理论的发展在这里被忽略了，如产生在出版工作之前的和在出版工作的10年之间（1968－1977）的标签理论、冲突理论和激进异常行为理论。 从20世纪80年代末欧梅利（O，Malley）和卡桑（Carson）的调查以来，犯罪学有些什么改变？他们发现一些有前途的迹象是澳大利亚的犯罪学连结了“批判、激进的现代主流和更多的理论犯罪学的研究”。然而，他们认为主流澳大利亚犯罪学仍被以下事实所定性： 在澳大利亚，传统矫正的和保守的犯罪学享有一段非常长时间的学术霸权。在这一时期里，如果澳大利亚的犯罪学家使用了英国的理论成果，他们就会变得引人注目。因为，英国在一段时间内更多的激进争论和理论化相当普遍，以致这些理论成为衡量犯罪学理论的合适基准。 在“批判的、激进的和理论的犯罪学研究”氛围里，英国的犯罪学是什么呢？由梅格瑞（Maguire）、摩根（Morgan）和瑞纳（Reiner）1997年合著的《牛津犯罪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Criminology）对其进行了解释，而合成了英国的犯罪学特征，然而洛克（Rock）对于英国犯罪学的调查却难以论证这样的特性。大卫·加兰德（David Garland）不是曾经谴责过传统现代犯罪学仅仅看到基于“政府计划”和“原因科学”① 的松散联盟而形成的一个霸气而又传统的犯罪学吗？加兰德的观点是，以促进进步政治的承诺为条件，“政府计划”和“原因科学”这两方面无论是分割独立还是结合起来，都无法实现这样的结果。 在过去的20年里，一小部分文雅而又非常善于表达的西方知识分子已经占领了学术市场，他们的绝大多数都心怀好意。他们通常以“激进主义”的名义，即以一种非同一般的否定形式进行着他们的事业。他们首要的作品就是有名的“解构学家”和“后现代主义者”理论，在这些理论中，“真理”和“现实”通常被放置于包含着讽刺意义的双引号中。② 据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充满着悲观主义、人心离散以及“自我放纵”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时代，这让很多人无所适从。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能开始谈论发展一个当代进步犯罪学吗？以及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这样做？ 在这里我提出了4个相关问题：当代犯罪学应当如何被定性？犯罪学上各种批判传统为发展一个激进的或是进步的犯罪学提供前景了吗？“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在促进一个进步项目的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后基础主义结构在开拓新的批判空间方面还有潜力吗？他们能形成新的一致吗？他们能与进步社会行为联系起来吗？这就必须询问，今天的进步政治理论和实践意味着什么。 为了思考这些问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各种批判学者已经提出3个问题：我们想要改变的现实性质是什么？什么样的知识可能促进这种现实沿着一条解放的道路改变？权力在阻碍或促进这种解放性改变中能产生什么作用或者会产生什么作用？激进和进步的理论学家们全神贯注于现实、权力和知识，他们专注于这些方面，是因为变革的阻碍之一就是社会权力运行的方式趋于维持现状。所以，究竟当代传统犯罪学的进展情况怎样呢？ 一、当代传统犯罪学的问题 当代犯罪学可以多种方法来定性，但是不管以哪种方法来描述，它都需要承认主流或传统的犯罪学几乎是排他的经验主义。这就是犯罪学，它的倡导者是理论的怀疑者，尽管很多理论主张就是他们自身认为理所当然的研究问题公式、主题和方法所固有的。 这种犯罪学为社会学家所实践，社会学家把他们初等的范畴（“犯罪”、“犯罪率”、“暴力”、“受害人”等）视为理所当然（穆克哈奇）。③ 他们认为，“正确社会科学”研究的教会规则对犯罪学的研究是有效且有用的。这就涉及到客观性、价值中立、概念的精确操作、科学方法的应用以及收集和测量数据的最好方法的假设。他们主张犯罪学是一门值得尊敬的学科，该学科是可以通过诸如犯罪学家修正彼此数据和发现等各种行为而得到确认的，也可以通过诸如应变理论、亚文化等各种范例的支持者之间的理论争论而得到确认。而政府、媒体和社团非常看重他们具有可行性、经验可信性的关于犯罪率、犯罪模式、危险测量和犯罪预防建议的报告。这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信念。 犯罪学要自证为实践性学科，需要依赖一些能明显强化反传统的假设。首先包括以下一些本体论假设：有一个单独的、单方面的和一致的社会秩序以及道德舆论；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等违反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