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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习惯法及国家法冲突及互动 　编辑。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互动 　【摘要】国家法的实施是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但在彝族地区，由于传统习惯法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国家法与习惯法适用中的关系紧张，究其原因，在于彝族地区人民法律意识上的错位和解决方式上的冲突。给予习惯法一定的发挥空间，实现国家法与习惯法的互动，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资源优势，维护社会秩序。 　【关键词】彝族地区 习惯法 国家法 冲突 互补 　 　国家法不完全符合彝族社会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彻底废除了压迫和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确立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法律地位。部分彝族人已开始接受现代法制观念，增强法律意识，依法办事。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国家法在彝族地区的作用范围有限，更多的是彝族习惯法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家法调控功能受阻，效力受到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 　目前国家法在彝族地区的实施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种情形是有害公序良俗、危及公共利益等的严重刑事犯罪。由于涉及公共利益、社会秩序，属于国家法主动介入、干预的领域。国家司法机关是司法程序的发动者，而非依受害人的请求介入，当事人被动地进入司法程序。 　第二种情形是彝汉之间发生的纠纷。如汉族一方势力强大或双方势力相当的，多选择国家法解决，尤其是彝汉之间的刑事案件，司法机关一般都会介入；相反，如彝族一方势力强大的，多选择彝族习惯法解决。 　第三种情形受地域限制。县镇等城市中发生的纠纷，多寻求国家法解决，乡镇以下的彝族聚居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彝族农村，基本上依据习惯法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彝族地区受国家权力渗透程度、国家法普及程度、彝族社会发展程度等的影响。 　然而，即使司法机关依据国家法定程序公平、公正地作出判决，在彝族地区，对于民事判决的结果等，不予认同者甚众。所以，当事人在法院判决后不予执行，或者即使执行，纠纷仍未得到完全彻底的解决，仍需要彝族家支头人出面，根据习惯法的规则重新作出判定，双方心服，争讼方可平息。 　国家法与习惯法在适用中的关系紧张 　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在彝族地区，国家法的地位逐渐增强，习惯法的地位逐渐下降；从国家法与习惯法的互动关系来看，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 　国家法强行而习惯法失效。当正式的国家法律来到彝族社会之后，彝族习惯法就处于一种极其艰难的局面。一方面，正式的法律制度没有或者没有能力提供彝族村民需要的法律服务，另一方面又禁止那些与正式法律制度相违背的实践。人们面临着这样一种困境，即彝族社会的纠纷需要解决，可正式的法律又管不到，无法管，同时还不许民间管。国家法强行而习惯法失效更多体现在刑事领域。如2000年，凉山州美姑县牛牛坝暗洛乡一名黑彝苏嘎到同村白彝勒则家宗教法事现场玩，由于酒后胡言，被勒则家打了一顿，后不幸死亡。苏嘎家到勒则家兴师问罪，按习惯法，应赔偿给黑彝4锭白银，一头猪和4只鸡，勒则家则杀了10头牛、20只羊赔礼道歉，同时赔偿现金8000元。事后，勒则家支有一人在县里工作，遂将此事起诉到法院，调解这起纠纷的人被公安局拘留，死者的哥哥以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这是解放后美姑县法院处理的第一件典型的敲诈勒索案。此案说明，只有从真正意义上不断地宣传法律知识，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才能使彝族人民接受法律。 　习惯法置换或规避国家法。彝族地区多元法律的存在使得社会成员有了多样选择的可能，他们自然会选择双方都自愿遵循的规则，选择有可能获得有利后果的规则。加之经济成本的考虑，他们往往更倾向于选择本民族的习惯法。彝族社会的固有法律主要体现在家支方面，其习惯法在彝族社会中的影响和实际运用一直延续至今。有的案件，既使过去几十年，大大超过了诉讼时效，也时常按照本民族习惯法被拿出来重新审理或调解。与此同时，家支复仇、包办或买卖婚姻、不同等级通婚的限制等习惯法，也随着家支的活跃而进一步复苏。家支势力及其习惯法影响之大，在某些地区已使有些本应由政府出面解决的事务也被家支包揽。而它做出的一些调解或处理、处罚的决定，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很大约束力，有的甚至无视国家法及司法机关的裁决。如冕宁县有一彝族人用汽枪打鸟，误伤一名汉族小孩。该小孩家长不到法院起诉，而是按彝族的习惯法向当事者索要现金3000元。肇事者家支成员闻讯纷纷出钱，很快凑齐。诸多类似的案件表明，当事人之所以规避国家法而选择双方和解或家支调解的私了方式，是因为私了对双方都更为有利。同时还由于双方在这一纠纷处置后仍然在这一空间中继续生活下去，也就迫使他们更乐意采取一种妥协、合作的态度。 　习惯法强行与国家法发生冲突。在现实生活中，彝族习惯法与现行国家法存在不一致甚至对立的情况较多，在民事方面表现较普遍： 　第一，在财产所有权的主体方面，习惯法基本上以家庭、家族、家支乃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