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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家庭迁移决策静态统计策略 一、引言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正在经历从农民”农民工”市民的历史转化过程。按照城市化的要求，永久移民城市是农民工未来发展的方向（白南生等，2006）。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特别是户籍制度的松动，如此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又表现出一个新的特征，即农民流动日渐家庭化（史柏年，2005）。如今，农民工对自身城市生活质量越来越重视。为了解决流动的后顾之忧，家庭流动的趋势正在加速。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举家迁移农民工已经达到了外出农民工总量的25%。上海市流动人口中有28.3%的是家庭流动；武汉市150万流动人口中，家庭流动的人口超过50万（王海英，2004）。然而，要实现农民工进城务工向农民家庭进入城市的平滑对接，并使这个过程尽可能稳一点、快一点，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世纪性难题（党国英，2010）。 学术界关于家庭迁移的研究始于新劳动迁移经济理论，经过Stark、Bloom和Taylor为代表的学者们的发展，逐步成熟。新劳动力迁移经济理论强调家庭和家庭决策在劳动力迁移决策中的重要性（Stark，1991）；用投资组合理论和契约安排理论来解释劳动力迁移行为与家庭决策的关系（Stark，1991）；在分析迁移因素时，引入了社会特征和社会网络等因素，用“相对贫困”来解释这些因素对迁移的影响（Stark等，1991）。 由于新劳动迁移经济学20世纪80、90年代才逐步成熟，因此，国内外学者在该层面的研究也是最近20年的事情，并且研究多注重家庭整体迁移方面，而对家庭内部成员序次迁移、融入城市研究等至今仍未展开。杜鹰等（1997）通过1994年对四川省的调查得出结论，家庭迁移决策与外部环境呈正相关关系，家庭劳动力数量与外出人数正相关，家庭外出人数与非外出收入以及耕地面积负相关，个人教育程度与外出正相关。Jalan等（2001）基于1985”1990年广东省的数据得出结论，收入风险对迁移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农作物收成风险对迁移没有作用，健康风险对迁移有很小的作用。Zhao（1999，2001）通过分析1995年、1996年四川省的调查和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住户调查资料发现，家庭人均纯收入、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为正，户主的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人数对迁移无影响，家庭成员中未成年孩子数量、人均耕地面积有负影响，社区非农发展水平有正影响。家庭为了规避在生产、收入方面的风险，或为了获得资本等稀缺资源，会将家庭的一个或多个成员送到外地的劳动力市场去。王国辉（2006）运用基于农户净收益最大化的宏观乡城迁移模型推导影响农户永久迁移的主要因素，认为就业率、收入和城市生活成本是影响进城农民从暂时迁移转变为永久迁移的主要因素，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对迁移有重要影响。杨云彦等（2008）认为随着家庭财富积累值的增加，农民外出可能性在减小，当家庭财富积累水平较高时，家庭成员又倾向于外出务工，家庭财富积累状况与成员外出务工人数和可能性成“U”形相关关系，即经济条件较差和较好的家庭成员倾向于外出务工，而经济条件一般的农民则不愿意外出务工。家庭耕地总量也有类似的“U”字形关系。 综合而言，家庭层面劳动力迁移行为决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中国农民工家庭成员市民化问题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已有的家庭层面劳动力迁移研究往往偏好于分析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对迁移的影响，社区和宏观因素被忽视。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从农民工个人、家庭、所在社区、宏观环境和制度等全方位视角，对农民工家庭迁移的“成本”收入”进行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对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家庭迁移决策做静态分析，从而对农民工家庭迁移规律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二、农民工家庭迁移决策的“成本”收入”模型 本文基于农民工家庭效用受限于家庭预算收支的目标，构建农民工家庭迁移决策静态理论模型① （一）本研究的前提假设 根据我国目前农民工家庭迁移的实际情况以及研究目标的要求，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第一，从经济学原理角度首先假设农民工家庭是理性“经济人”，由此决定了农民工家庭的迁移决策并不是依据其成员个体因素做出的，而是在首先考虑农民工家庭整体效用最大化后再考虑成员个体效用最大化做出的。也就是说，农民工家庭有能力根据家庭效用最大化进行理性决策，其决策结果决定迁移行为。 第二，农民工家庭或家庭成员是否迁移城市、成为市民，取决于城乡间的综合效用水平的比较，当迁移到城市的综合效用水平高于农村的水平时迁移发生。反之亦然。 第三，农民工家庭整体效用包括家庭成员消费带来的效用、家庭共同财产带来的效用、社区公共物品带来的效用、宏观环境与制度资源等带来的效用以及家庭团聚带来的心理满足等。 第四，农民工家庭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