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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法史学及解释性法史学 　【内容提要】传统法史学的主流是描述性的，它以史料的考证为根本，而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一种解释性的法史学，它以对历史的学理分析和文化阐释为特征，二者共同构成我国法史研究的新格局。大致而言，前者指向历史的现象世界，是一种客观性考察，它实质上是一种“发现”，其价值主要是学术性的；后者指向历史的根源世界和意义世界，是一种主体性的“理解”，它实质上是一种“创造”，其价值主要是文化性的和社会性的。在当前，两派学者之间存在种种风格差异，需要相互尊重和理解。 一、新格局的出现 本世纪80年代中期，当文化热席卷我国学术界之时，法史学界兴起一种新的学术趋向：一种现今已为人们所熟知、而最初系由一批青年学者倡导起来的法律文化研究或法律传统研究。这一新的学术趋向与此前中国法史界一贯之学术风格迥然不同，它不再像以往那般强调考据，更准确地说，它不再满足于对既往法律史状况的描述，而试图追寻诸种法律史现象之深层根源；它尤其不满于传统中法律史研究与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分离，更不满于法律史研究与其他社会史研究的脱节，而主张将法律史视作整体文化史之一部分，不仅将制度、思想、以及往昔被学者们所忽略的观念、心理和行为习惯等等有机结合起来，而且强调从政治、经济、哲学、伦理、审美等等多种侧面和层次对法律史进行综合性的考察，并同时关注法律史对其他社会史的影响，用梁治平的话说，就是“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在这里，法律史研究与其他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几有走向统一之势。不仅如此，这种新兴的学术趋向也甚至不满足于对历史本身的文化阐释，它还力求从历史之中挖掘出某些具有现代价值的东西，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甚而由此对当今的法制现实“指手划脚”，这在传统的法史学眼里已着实有些离经叛道了。与此同时，倡导这种学术趋向的青年学子还试图追求一种新的文风，一种生动、活泼、流畅、甚或有些俏丽的文风，这在许多过于严肃的中老年学者看来亦有华而不实、乃至哗众取宠之嫌。当然，这种新兴的学术趋向虽历经十余年的发展，至今依然不是我国法史学的主流，但是，其影响与日俱增、其“市场”日见扩大（尤其在青年学者中）却也同样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它对其他专业和学科的影响力与幅射力也远大于传统的法史研究。可以断言，这种新兴的法史学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它将逐渐与传统的法史学并驾齐驱，共同构成我国法史研究的新格局。 二、新格局之存在基础 上述法史学新格局的出现有其深厚的存在基础，因为它不仅与学术研究的深入、与学者们主体意识、现代意识和现实意识的增强有关，而且在根本上取决于法史学研究对象自身的丰富性。 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历史”，这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人们在习惯上也总是将史学的最高宗旨界定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其实，这些说法本身还需做进一步的深究和推敲。且不说现代哲学解释学对传统史学观念的根本性动摇，单就对象自身的逻辑而言，”历史”呈现于史学家的视野中，原本就是三个不同的“世界”：一是现象世界，即历史“是什么”；二是根源世界，即历史“为什么是什么”；三是意义世界，即历史能为我们的现在和将来提供什么，或者说，“过去”与“现在”和“将来”的统一体中意味着什么。很显然，这三个世界于学术研究的要求各有不同：现象的世界需要描述，根源的世界需要追究，意义的世界需要探求。但从现代史学的发展路向来看，后二者之间往往具有更多的共同性和相通性。有赖于此，我倾向于将史学研究划分为描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注：本文所说的“解释性研究”或“解释性法史学”均是在哲学解释学的意义上使用“解释”一词，与国内一度流行的“注释法学”之“注释”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两类，并有意将此种区分引入我国的法史学。 从这样的区分来看，本世纪以来中国法史学的主流无疑是描述性的，它的目的在于真实地揭示出既往的历史究竟“是什么”，其主要工作方式便是对史籍的收集、整理、归纳和分析；学者们试图以自己的努力尽可能详尽、逼真地展现出古代法制之状况，以及当时人们对于法律的种种认识。与之不同，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上述学术趋向则是解释性的，它既以描述性的法史学为基础，又是对前者的超越；尽管作为解释性的法史学，它还发育得不够完全、不够充分，但其与传统法史学分庭抗礼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三、两种法史学之差别 诚然，这两种法史学的界限远不是绝对的，因为严格说来，一切历史学都要描述，也都在解释（近十年“法律文化”热的影响尤其强化了描述性法史学的解释性）；这里的区分完全基于各自的主要倾向，而立足于事物的本质或主流原是一切界定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 由这一立场出发，我们不仅要承认“描述性法史学”与“解释性法史学”之差别，而且得承认其中的差别是绝对存在的。甚至，若以中国传统的眼光来看，庞德的《法律史解释》简直算不上是法史学著作，因为，这里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