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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于公司法、破产法之间债权人保护2 　编辑。游离于公司法、破产法之间的债权人保护2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有担保债权人和无担保债权人之间的利益既然无法通过行使表决权来加以调和保护，那么只有让仍然是公司所有者的股东来行使投票决策权才最有利于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无可否认，股东在公司资不抵债时已经失去了剩余索取权，但是他们的所有者身份却一直没有改变，投票权是股东的固有权利，这种权利是与经济收益相分离的［1］。公司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股东创造利益，因此，只要公司仍然作为一个法律实体存在着，股东就有权决定它的命运。不同类型的债权人之间的纷争都是希望在公司破产之前保住能够使自己获得清偿的利益，而股东则是希望公司能够扭转当前的困难局面，继续盈利，只有这样股东们才能从公司获取收益。如果公司能够扭转困境继续盈利，那么受益人就不只是股东，而是任何类型的债权人都能获得百分之百的清偿。 　（四）公司财富最大化与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 　公司管理层义务转换理论所持的公司财富最大化观点并不必然能够实现股东的财富最大化。公司承载着股东、供应商、职工、债权人等众多群体的利益，公司财富最大化能够使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获得益处，但是并不必然实现股东的财富最大化。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公众公司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存在着严重的冲突。简单的说，从股东的立场来看，对于公司本身（包括大多数管理者和债权人）最佳的风险承担很可能是非常保守的。然而，公司的管理者要忠于股东利益这一点却是永恒不变的，因此，在做出投资决策时，管理者应当要考虑股东的偏好，勇于承担投资风险，而不应当是胆怯、保守。同时他们应当直接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而不应当是将其作为公司财富最大化的副产品［1］。 毕业论文 　在固定资产价格模式下，可以将公司的风险可以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1］。非系统风险是指公司在从事某项业务时因自身情况所面临的风险；系统风险是指任何公司在从事相同业务时是都会面对的风险。根据经验，股东可以通过多样的投资来避免他们所承受的非系统风险，而公司必须同时承受系统风险与非系统风险。因此，一个公众公司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如果要实现公司的财富最大化就必须同时考虑系统风险与非系统风险。然而股东通过分散的投资几乎已经淘汰了所有的非系统风险，如果董事们过多地关注公司的系统风险，必然会影响股东的收益。所以，为了实现股东的财富最大化，不应当过多的考虑系非系统风险，必须认清公司财富最大化并不等同于股东财富最大化。 　 三、公司管理层义务转换理论的负面结果 　（一）董事无法明确信义义务对象 　以市场为基础的各项公司制度与公司管理层义务转换理论不相容，致使董事无法明确自己的信义义务对象，做出妥当的投资决策。如果因为一时的财务困境，管理者就不能或不再为股东的利益来管理公司，这必然会导致股票价格急剧下降，因为正常的投资者不会将资金投向不为股东利益服务的公司。公司股票价格的急剧下降可以使敌意收购者乘虚而入以低价购买股份，从而取得控制公司管理权所必须的股份。如此一来，敌意收购的后果则为：一方面，公司的控制权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公司管理层也会失去工作。 论文代写 　一般而言，正常董事的心理应当是勤勉工作以保住自己工作岗位。不管公司的财务状况如何，市场要求管理者要对股东尽忠实、勤勉，只有这样才能保住“饭碗”。毕竟，只要公司未进入破产程序，股东依然是公司所有权人。一方面，市场要求管理者要对股东尽心竭力，而另一方面，义务转换理论的无形压力却驱使着他们要对债权人的清偿倾注更多的热情。管理者游离于这两种责任之间，无法明确自己的信义义务对象，无法找不准自己适当的位置，在面对业务决策时，既无法全心全意为股东的利益而经营公司，也无法毫无顾忌地关注偿还债权人的债务。试问一家公司的所有人的意见不是最终决定性的，公司的董事们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利益时该如何做出适当的决策④，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股东不能如愿获取收益，债权人也不能全额受偿。所以，这种结果带来进一步的连锁反应就是股东监督管理者的代理成本会大大提高，公司的融资变得更加困难。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将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公司的首要目的，只有这样董事们在作出具体决策时才能目的明确，果断行事，不至于因为考虑过多利益主体的利益而茫然失措。正如美国公司法专家克拉克所说，“他们越是清楚自己应当干什么，他们越是能够有效的从事这些活动”⑤。 论文代写 　（二）股东投票权与控制权市场和企业存续 　哪种主体拥有剩余索取权哪种主体就拥有表决权的这种观点同样与市场机制不相容，但是却会出现与上述情形正好相反的一种状况，即管理层不关注股东的利益可能会导致公司最终被敌意收购，而股东不拥有表决权却丧失了被收购的可能性。市场机制下公司的良性运作要求股份与表决权紧密相连，如果公司股东不能享有表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