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历史化的角度推动逻辑学科的发展——从图尔敏的论证思想出发.docVIP

　　站在历史化的角度推动逻辑学科的发展——从图尔敏的论证思想出发 逻辑史，作为一门学科史的研究，是伴随着逻辑学的发展而产生的。但是，从近年的逻辑史研究来看，逻辑史的研究中多少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之一便是逻辑史的研究范围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在西方逻辑史研究中表现得并不明显。因为，即使没有人能够给逻辑做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也并不影响西方学者按其约定俗成的学科传统来划定逻辑学的研究范围。按此，西方逻辑史所研究的就是该划定范围内的逻辑学学科发展史。然而，近代中国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接触与碰撞，逻辑史研究范围的问题遇到了挑战。这种中西文化碰撞下出现的挑战，就如同近代科学对传统学术的挑战一样，产生了新的问题。这种问题在近二十年来的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尤其明显。 　　亦即，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逻辑和逻辑史之间的关系。西方逻辑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的研究。自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以后，学者们对于逻辑的理解、研究和发展构成了西方逻辑史的内容，学者对前人的逻辑研究脉络做出的研究就构成了逻辑史的研究。然而，对于中国学者而言，逻辑学实属舶来品，中国学者在逻辑学领域内的研究源于近代梁启超等人的工作，更早期的学者关于论证的思想和探究并未被纳入逻辑学的研究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的相应思想是经过了近代学者的挖掘和理解后，才成为了我们现在所谈论的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中国逻辑史源自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这一点是和西方逻辑史研究的不同之处。中国逻辑史研究需要在中国传统逻辑思想和中西逻辑思想比较这两种研究中不断转换。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逻辑史学说的建立，就是在推理(论证)问题上进行了一次中西文化的比较。因此，这种逻辑史的研究范围，就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不同阶段的不同研究者对于逻辑的研究和理解。 　　一、逻辑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从逻辑史的研究来看，逻辑的起源并不是纯粹的理论活动，而是一门和实践相关的学问(亚里士多德在创建逻辑学时并未把逻辑学归类为实践学科，事实上亚里士多德从未把逻辑学放在任何一个学科分类之中)。从形式上看，亚氏逻辑学受到了古希腊几何学的影响;从处理问题的类型上看，亚氏逻辑学又和古希腊的论辩之风相关。故而，亚里士多德需要创造出一种可以在论辩中按照一定方式来保证正确使用推理的方法，逻辑学产生的原因之一很可能就是亚里士多德想把几何学的证明方式导引入论辩之中，从而澄清论辩以避免其陷入诡辩。 　　但是在几何学范围内所探讨的推理和在论辩之中所讨论的推理是有区别的。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了这点区别，他把论证分成了两类：证明的推理和辩证的推理。当推理由以出发的前提是真实的和原初的时，或当我们对于它们的最初知识是来自于某些原初的和真实的前提时，这种推理就是证明的。从普遍接受的意见出发进行的推理就是辩证的推理。因此，从对推理的前提的要求中，我们可以看到，证明的推理和辩证的推理对推理得出的结论的要求也应该是不同的：证明的推理要求得到真实的结论;辩证的推理则强调结论的可接受性。 　　不过，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无论是证明的推理还是辩证的推理，区别仅在于对前提和结论的要求上，对于推理方法而言则是无差别的，即通过三段论的方式进行推理。从证明的前提出发，通过三段论可以得到真实的结论;从辩证的前提出发，通过无差别的三段论就可以得到普遍可接受的结论。应该说，在亚氏逻辑学中，对两种推理的评价是一致的，一个好的三段论，既能保证证明的推理是有效的，又能保证辩证的推理是可接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仅通过三段论的方式就可以说服他人认可自己的推理。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做出了说明：它在单纯的意义上可以说是最有效力的说服论证。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影响推理的说服效力的因素还包括演说者的品格和听者所处的心境。因此，在推理的实际应用当中，由于修辞因素的影响，使得有效的推理和可接受的推理并非完全一致。根据亚里士多德在《分析篇》、《论题篇》和《修辞术》中对推理的讨论，参考苏珊哈克(Susan Haack)的方法，可以把论证的评价分为三类：逻辑的、实质的、修辞的。 　　从逻辑的角度评价一个论证是好的，即是说，前提和结论之间存在着恰当的联系，这个恰当的联系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讲的证明的关系。按照实质性评价一个论证是好的，则是要考虑这个论证的前提和结论是否都是真实的，以致这个论证可以被普遍接受。从修辞上说一个论证是好的，其实就是说这个论证具备足够的说服力以说服其他人。虽然一个论证的说服力和该论证的有效性、前提与结论的真实性都存在一定的关系，但事实上，人们常常被那些非有效论证、或者被那些具有假前提的论证所说服。因此，我们仍然有必要把修辞作为一个独立的论证评价标准。 　　按照逻辑的评价，我们可以把论证分为有效的和无效的;按照实质的评价，我们可以把论证分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按照修辞的评价，我们可以把论证分为能说服人的和不能说服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