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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诗 ? 生活与诗（文/泥碗吐歌） ? 一 写诗犹如挖煤，钻得越深越能撬出东西来。 或者从多方钻进去，必能在中间跳出些许厚重的、晶莹的、包含能量的煤块。如果钻得没深度，就只能在地表拾掇煤渣，勇它去和点稀煤。 而我写诗，却只能在山肚皮上刮点草皮和泥土，偶尔捡到点别人丢弃的煤渣，视如山珍。 进入山里，或许要先经黄泉之路…… ? 二 我不觉得诗歌是软弱的东西。真正能打动我的，反而是那些或轻或重、或悲或喜、或粗犷或缠绵的激素，和着尘俗中随处都在闪现的团团的诗意的火花，此外别无他物。 ? 三 人说诗人是疯子，这是说诗人非正常人，这就导致了很多诗歌写得特好的人都谦虚得不得了，不敢承认自己是诗人。 白马非马，白马就是白马，又怎么能说它是马呢？马太多了，白马就是它自己呀！ 于“疯”字，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何含义，反正我手边没有词典，也懒得去整个究竟，大约只是觉得他是一种只会吃喝拉撒、很少劳动的、经常或偶尔说些唱些颠三倒四的话的……我还不敢说是“人”，而他确实是“人”。疯子是人的一个类别，有的因刺激而起，有的因排错了基因。白马非马，诗人非人。 我见过不少的，大家也认为是名副其实的疯子的疯子，他们在不疯之前，真的象人一样，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困了就睡，内急了就拉撒……他们一不说“疯”话，二不做“疯”事。等到“疯”了，说了“疯”话做了“疯”事，之后死了，之后有人说：“这世道怎么跟那疯子说的走移不大呀？” 疯子是人的升华，诗人是疯子的升华。 ? 四 ??? 作为诗的质素，我是无法说出——即便能也绝不说出——它是个什么东西。 很多教师在教学诗歌时，总是大谈诗的妙处，聪敏的学生就记着诗好在哪里了，而呆笨者却不知所云，然则时光流逝，聪敏者亦无获。如果他因某个字，或者某个词而激动，你问他好在哪里，他指给你看，你是不一定看得见的。 ? 五 我想写一些“高贵”的诗歌，然而每次提笔，笔尖总无意识的去沾惹泥土，沾惹农民的汗和血和泪。有点腥味，有点咸味，粘粘的，不能通畅，写时，我的喉咙哽咽，视力模糊。 谁叫我是农家儿？ 我的文字如玉米，如土豆，如篱笆，如快要死亡的古稀老人…… ? 六 我时常会写到母亲。 母亲坐不了车，母亲看不懂电视。我们全家也不笑她。 母亲背上一百多斤土豆比空手坐车还轻松。 “这是命啊！”母亲这样说。父亲也这样说，乡人也这样说。我不想这样说，可我，不得不这样说。 ? 七 曾在网上开了个博客，在名称那栏费尽心机，想研究个特别棒的字眼。回忆一下，一开始用的是真名，过几天就觉得太没韵味了。那时整正处在失恋的当儿，灵感一闪，“秋夜寒星”几个字忽地从脑海冲了出来，我兴奋极了。后来朋友说这个名称太冷了，我就自己笑了几个冷哈哈。名字是自己的好哇！再后来，时间渐渐淡忘了那断青涩的情感。与杜涯老师的通信中，她说：“比起爱情来，生活要丰厚得多……” 我挂上了QQ，把呢称改了，那个冰冷的称呼，你去死吧！ 改成什么呢，我想。 我一直认为世间定有真爱，他是不讲任何现实条件的。我现在虽然没拥有，将来一定会遇到，所以我要等。想到《站台》这首老歌，我释然了，就借用“站台”这个名称吧。然而时间渐渐过去，我所熟悉的或不熟悉的或倒熟不熟的人们阴个阳个的相继去世，或老死或病死或自寻短见死或被害死，心理极不是滋味，觉得人活着只不过是个生命之过客，一生也就是在活着的时候在生命旅途走一遭，这一遭里，沿途会遇到很多风景，也会遇到很多自己不想见的人和事，也许自己会是别人眼前一晃而过的风景或者别人根本不想看见的某样东西。在生命的路上，我们都不会停留得太久。一个生命过客，累了，歇歇，烦了，静静。因而，我用了“驿站”这个呢称。 再后来，陆续还用过“永恒的站台”、“乌蒙刀客”等。然而，秋夜寒星也好，站台也好，驿站呀好，永恒的站台也好，乌蒙刀客也好，也都淡去了。 我是农民的儿子，无论走到哪里，我的根没有变，我是血管里流淌的还是农民的血液，土地的血液。即使我戴上眼镜，一副文夸夸的样子，在讲台上给学生大谈做人之道、学习之道、生活之道，可到老我还是农夫。所以又用了“农夫”这称呼。 ? 八 至于简历，在网络上也好，在稿子里也好，我都只敢填“2004年开始参加诗刊社诗歌艺术培训中心学习，2005年在《**报》上发表处女作《春天，又飘来雪花》”了。到现在，我本来没有发表几行诗歌，又怎么敢说在“省内外一百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数十万字”呢？ ? 九 刚出学校的时候，我想让父母把土地租出去，他们辛苦了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我想至少租部分出去，他们也要轻松点。后来劝过他们几次，不见效果。那天我再提起时，父亲却给我算了一帐： “租给别人种，这是没人要的，没地或少地的人，他们都出门挣钱了，不出门的或不出远门的，也都把土地丢荒，上了煤井矿山，就是做小工每天也能赚个八十百把的。谁稀罕这几分地？扑在土地里，一年苦到头，也不过几千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