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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中的「信仰」：試析王肯堂的律例註釋學 邱澎生 （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tw/~pengshan/ ） 明清時代出版法律書籍不少，有學者統計現存數量，明代約計101 種，清代則約 有 160 餘種。1這些法律書籍不僅數量眾多，性質也很多樣，單以對當時統稱「律例」 的政府法律條文進行整理的書籍為例，即可至少區別出輯注本、考証本、司法應用本、 圖表本、歌訣本等五類，其中不少著作都直接影響明清的司法審判與立法、修法實務。 2 本文不準備討論法律書籍如何影響立法與司法實務，而是挑選晚明王肯堂的《律例 箋釋》這部法學專書，分析其出版論述，並討論此書在明末清初的流傳與影響，進而 探究當時法學中的「信仰」（faith ）問題。有學者曾對法律中的「信仰」問題做過以 下較廣泛的定義：那些能使人們對法律體系與法律推理在內容上感到習為平常、依賴 信任與確定無誤，以及在方法上普為接受的種種知識、信念（belief ）、認知與實踐。 3 本文主要探討的是法律知識中的信仰問題，以王肯堂《律例箋釋》的出版、流傳 與影響為主要線索，檢視存於十七世紀中國那些有關法律知識何以重要、為何值得研 讀的種種論述，進而呈顯當時對法律知識的整體認知與價值判斷，此即本文著重探究 之法學中的「信仰」問題。 為了深入討論《律例箋釋》的流傳、影響及其中反映法律「信仰」的特殊性，本 文另外選擇明清時代一些相關法律文本做對照，其中特別又以清初出版的《讀律佩觿》 為主要的比較對象。《律例箋釋》與《讀律佩觿》同是十七世紀出版的兩部重要法學 專書，前者由王肯堂編寫於 1610 年代，後者則是王明德撰著於 1670 年代，兩書各具 特色，自出版以來即受時人囑目。4 本文由兩書作者分別強調的「祥刑」與「法天」 1 何勤華，《中國法學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第二卷，頁198-208 。 2 張晉藩，〈清代私家注律的解析〉，氏著，《清律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頁164-188 。 3 Peter Oliver, Sionaidh Douglas Scott and Victor Tadros, “Introduction,” in idem Eds. Faith in Law: Essays in Legal Theory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0), p.1. 4 有學者即指出：王肯堂《律例箋釋》在明清眾多律學著作中「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它也是 2 第十屆明史國際學術討論會（南京，2004/08/20-26） 兩個關鍵詞語出發，一方面說明此兩個關鍵語詞如何構成一種特殊的「刊印論述」， 另一方面則由兩書不同編排方式討論時人對法律書籍的「閱讀習慣」。本文主要分為 兩節：第一節以《律例箋釋》的出版為中心，說明「祥刑」如何成為作者有意標舉的 刊印論述；第二節則進一步檢視「祥刑」論述對當時法學專家的不同影響，以《讀律 佩觿》的「法天」論述為焦點，既帶出時人有關法律閱讀習慣的特色，也藉以區別「祥 刑」與「法天」兩類法律論述間的重疊性與緊張性。最後，在結論部份，則由「祥刑、 法天」論述出發，綜論十七世紀中國所流行兩類法律中的「信仰」。 陰譴與祥刑：王肯堂《律例箋釋》的刊印論述 5 《律例箋釋》出版於萬曆四十年（1612），作者王肯堂（字宇泰，1549-1613）為 江蘇金壇縣人，既是知名法學專家，也是當時有名的醫學家、唯識學者與書法家。王 肯堂父親王樵（字明遠，1526-1590），在明嘉靖年間任職刑部期間研究法律之學有年， 後來並且出版其鑽研多年而撰成的《讀律私箋》。儘管王肯堂在出版《律例箋釋》之 前，王樵《讀律私箋》原稿已不在其手中，6但是，王肯堂仍對當時《讀律私箋》坊 刻本所存在的眾多訛誤深致不滿：「《私箋》僅存坊刻，訛不可讀」；同時，王肯堂並 對市面上流通多種法律註釋書籍提出批評：「他家註釋，不得律意者多……《問刑條 例》精嚴不下於律，而註釋不及焉」，7這些不滿與批評，都成為王肯堂撰著《律例箋 釋》的重要緣由。 後來「清代律例注釋書所引用最多的明人作品」，以清末法學名家薛允升《唐明律合編》為 例，書中徴引《律例箋釋》次數最高，達「一百二十多次」；而王明德的《讀律佩觿》，則 是「明清律學著作中流傳最廣的一部，在大陸，各大圖書館幾乎都有該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