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不能规避上诉不加刑.docVIP

重审不能规避“上诉不加刑” 　　杨涛 　　瘫痪在床的河北省高阳县农民董克强没有想到，儿子董亚洲负气出走后竟会卷入到抢劫团伙，并因此于2000年8月6日被捕入狱，随后判了死缓。董克强以儿子被捕时并未满18周岁为由提起上诉，二审发回重审。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2003年3月25日，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重新开庭审判，判决董亚洲死刑。 (《中国青年报》5月14日) 　　死缓相对于死刑，尽管不是一种独立的刑种，只是死刑暂缓执行的一种方式。但是，被判处死缓与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命运是不可同日而语，被判处死缓的罪犯只要在二年考验期没有故意犯罪就可减为无期徒刑。然而，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检察机关并没有抗诉，仅仅是被告人以被捕时未满18周岁提起上诉，就在二审发回重审时，将对董亚洲的死缓判决改为死刑，这是对被告人上诉权的粗暴侵犯，也是有违刑事诉讼中“上诉不加刑”的原则。 　　“上诉不加刑”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是指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提出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上诉不加刑”对于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极为重要，它使被告人在行使上诉权时，不会顾忌二审会加重对自己的刑罚而放弃上诉，从而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和使二审纠错的功能得以充分实现。 　　然而，本案中，原审法院仅仅在被告人上诉的情形下，便在重审中加重了对被告人的刑罚，而且是关系到直接剥夺其生命权的刑罚--死刑立即执行，实在让人无法想像。 　　司法的尴尬源于立法的疏漏。为防止二审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规避“上诉不加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专门规定了，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不得撤销第一审判决，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或者适用附加刑，也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但是，对于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案件发回重审能否加重刑罚，《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没有规定，说明最高法院对此种情形下加重刑罚是默许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有时并不那么清楚，二审法院对于适用法律不当以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从而规避“上诉不加刑”的事情在司法实践中并不是不可能发生。其次，即使是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重审法院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也缺乏正当性，因为检察机关才是公诉的提起者，对于原审的判决不公只有检察机关的抗诉才能加重改判，法院本身不能越俎代疱自作主张改变自身的判决。否则，不仅造成职能的混淆和判决权威的丧失，而且使被告人顾忌重重，不敢放心大胆地行使上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再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具体规定》的第八条也规定，除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原审上诉人)的刑罚。其中所蕴涵的原理如出一辙。 从本案的审理，我们更应看到我们的司法机关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被告人行使正当的诉讼权利和理解法律条文中蕴涵的精神。如果把被告人行使正当诉讼权利看作是对司法机关的抗拒，如果抛弃法律的精神来理解法律条文，那我们的社会与法治将相距越来越远。民主“选举”小偷实质是少数人专政 　　杨涛 　　最近，安徽亳州市帅威特服装技校举行了这样一场选举：投票选小偷!原因在于，有一天该校女生寝室丢了东西，学校查了半天没查出谁是小偷，于是校长、老师和几个班长一合计，决定采取投票选举的办法，把小偷给选出来。选举结果显示一共有6位同学榜上有名，根据选举结果，“票数多的处罚最重，票数少的处罚最轻。”(《人民日报》5月14日) 　　何向东在《新京报》5月15日发表文章认为， 在学生中进行投票选举“小偷”，这实际上就是让学生单凭着想象和情感倾向就对一位自己的同学进行怀疑，这样的投票选举虽然貌似民主，但却是一种多数人决定少数人命运的专横之举，就是托克维尔所谓的多数人暴政。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在笔者看来，在许多情形下，多数人决定少数人命运或多数人剥夺少数人合法权利的“多数人暴政”的背后，是少数人在幕后的操纵、蛊惑、欺骗，造成集体的无意识或无意志，其实质还是少数人的专政 　　安徽亳州的“民主选举”小偷事件，便深刻地反映了这个道理。用选举的方式来产生小偷，大多数的学生们都应当知道这是个违法的行为，如果没有人组织策划，想必学生们也不至于做出这种荒唐的举止。然而，掌握学校行政管理权力和话语霸权的校长、老师和几个班长一合计，决定采取投票选举的方式，这种方式的产生本身就并无民主可言，学生们的意志是受到限制的，就是这种方式得到学生的默许，事实上也是校长、老师这些少数人为达到自身的目的进行蛊惑、宣传是分不开的。说到底，所谓“民主选举”不过是他们推卸管理失误责任的幌子而已。 　　在人类历史上，因为少数人在幕后的操纵、蛊惑、欺骗，使集体的无意识或无意志，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