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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在这个领域本人有重大突破的学术论文如下： 1920年前后两次争国权运动的异样形态及形成原因 陈廷湘 [内容提要]巴黎和会期间的五四运动和华盛顿会议期间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的抗议运动都因山东权益而起，但前者如火如荼，后者波澜不惊。从民众运动自身发展规律分析次争国权运动的差异确乎是由不同的国际环境，运动思想基础的转变，舆论对不利外交消息的不同传播方式，握有舆论导向权的文化人态度的变化及运动内部发生干扰等因素造成的结果。 [关键词]山东问题 巴黎和会 华盛顿会议 民众情绪 1920年前后举行的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都曾提出中国山东权益问题，也都引发了中国民众的争国权运动。其中，“五四”运动作为山东问题上一连串示威请愿运动的组成部分，与华盛顿会议期间反对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的焦点完全相同，而运动的形式却相去甚远。本文试图从民众情绪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及其引起民众运动的波动这一角度对两个阶段反差极大的运动发展进程加以研究。 一 五四事件的突发及民众运动发展动因的转变与影响 山东主权问题自1898年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以后就一直存在，断断续续地引发过一系列抗议运动。其间，五四运动是规模及影响最大的一次。众所周知，五四运动由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而引发。所周知，巴黎和会召开前，美国总统威尔逊于1918年1月8日提出轰动一时的处理国际系十条原则，其中有关于反对“秘密外交”，“组织国际联合”以保障各国的“自由”和“土地管辖权”及“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等主张。威尔逊的主张实际是美国门户开放外交理想的体现，具有很强的功利目的。但国人当时却将其理解为“世界平民主义”的宣言，并希求通过威尔逊主义达至“永久和平之目的”。出于这一尽乎天真的美好愿望，国人相信，“设法理直之列强在和平会议中一经提议远东问题，对于中国之冤屈必大发其不平之鸣”。中国在1840年以来所受的一切不公正待遇和冤屈都将一洗而净。这一不切实际的期求经舆论的宣染而导致了国人在山东问题上的极大盲目乐观情绪。当这种共同理想（至少是运动参与者的共同理想）和乐观情绪遭遇到巴黎和会传来的山东问题不公处置消息的冲击时，形成挑战的强烈程度是不难想见的。 1919年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公布梁启超4月30日从巴黎发回山东问题将由日本接管后再与中国交涉解决的消息，并大声疾呼如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林长民的这一消息报告显然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夸张情绪。消息的基本内容是山东权益将以何种方式归还中国的问题，事情本身的严重性不会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抢占山东权益并提出21 条要求事件。但消息在传播者心中及通过传播者而在国人中造成的震惊却较前者剧烈得多。其原因就在于，事情的处理结果与事前长时间酝酿起来的民众主观愿望及由此激发的情感热度反差太大：人人都在盼着从此天下大同，普世平等，但等来的却是对中国的极大不公和侮辱性处置。国人在情绪上很难接受这一结果。 上述事变尽管激起了民众的极大愤慨，但山东权益毕竟是国家宏观利益，而正义人道、世界永久和平更属长远憧憬，这两类动因要驱动一场持久的大规模民众运动的可能性仍然不大。事实也正复如此，山东问题引起的“五四”示威并不是一开始就注定要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运动。5月4日天安门的示威者仅3千多人，在人数上就不算是一次大示威运动。对示威的具体形态，《晨报》当日曾作如下报道： 游行之前，步军统领李长泰到场劝解： 大多数学生远立桥外，不识来人为谁，且误会李统领之言，有人大呼卖国，卖国 ，因此秩序稍乱。幸代表极力制止。一面向李统领婉言曰，他们是误会老前辈的意思，对老前辈是丝毫没有意见的。大家都是为国，我们今天也不外游街示众，使中外知道中国人心未死，做政府外交后援而已。┄┄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李统领可以放心。 上述是在场记者的记录，情形大体应该属实。表明当天示威学生的要求并不算高，只是要向世人明示中国人心未死，特别是要向外国使节表明爱国之心。示威者情绪也较平稳，尚存有把示威限制在秩序范围之内的明确意识。但民众集会示威毕竟属社会学家所谓“聚众行为”，易于在集合人群后产生强烈的情绪夸张效应，引出无可厚非的越轨行为。而这种行为具有短暂性的规律。“五四”示威运动由何种偶然因素导出了火烧曹宅事件尚待考证，但其具有短暂性的规律却可以得到确认。在学生遭到逮捕后，按匡互生的回忆，绝大多数示威者的视线都全集中在营救同学之上了，只有高师的代表认为不应因营救同学而放弃了原来的目标。匡互生回忆说：事件发生后不久，有被捕者“因狱中生活较苦而怨及在外同学营救的不力的。这时候，我才觉得从前高师代表倡导大家不应只是营救同学之说未免调子唱得太高了”。对这段史料的可靠性，笔者认为可以肯定。其一，回忆录写于1925年，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