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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视野下政府权力及市场权利结构变迁 经济法视野下的政府权力和市场权利结构变迁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合理调整市场权利和政府权力相互之间的关系。除个别短期过渡形态之外，新中国迄今主要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完全由国家掌控，市场权利被虚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主要由市场调节，政府权力受到限制。从法的秩序价值角度进行考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表明社会从行政秩序转换为法律秩序和信用秩序[1]，换言之，是权力秩序向权利秩序的转变。自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以来，中国社会总体上展现出政府权力被限制和削弱，市场权利与自由得到确认和扩张的趋势。上述发展态势必然会反映到经济法制调整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在具体法律制度中以权力和权利结构变迁的形式加以体现。因此，考察经济法制中政府权力和市场权利的结构变迁，无疑是一条认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法制演进关系以及经济法本质属性的合理路径。 　此前也有经济法学者选择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路径，他们或发现了经济法对经济体制的高依存度以及经济法与经济体制变革的同步性[2]，或分析了改革共识与经济法之间存在理清关系”“改进体制”“完善制度的内在逻辑[3]，这些研究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有益的指引，而本文则拟从更加具体的权力和权利结构视角，选择国有企业、房地产、银行业、市场竞争这四个具有代表性的领域，解析改革过程中政府权力和市场权利的结构变迁及其与经济法的互动影响，借此阐释中国经济法形成的特色来自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逻辑，以此回应中国经济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发展规律以及演进方向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证成中国经济法在调整政府权力和市场权利的结构关系时，自身内部以及与其他法律部门的一致协调。 　一、国有企业组织法”“与国际通行制度接轨中的权力消解和权利自主 　企业中的政府权力和市场权利在改革过程中呈现出十分明显的此消彼长态势。改革之初，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部门掌控着企业的几乎全部权利，计划部门和主管部门直接决定从人事财务到生产经营的各项企业决策，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都不能根据市场需求自行决定，只能接受政府的计划安排，企业不过是政府的一个“大车间”。由于缺乏经济利益的激励，大量国有企业缺乏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导致普遍和较为严重的亏损。因此，改革的起点是确认企业的法人地位和独立性，赋予企业更多经济自由，以对抗政府权力对企业无所不包的过度干预。 　改革首先在涉外经济领域取得突破。在公司制度缺位的背景下，为了吸引境外资本，20世纪80年代初期颁布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引入了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企业制度，以保障外商的财产权利。企业改革随后聚焦于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与此相呼应，1988年出台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正式承认国有企业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和13项具体的自主经营权，从而在法律上确认了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基本不再受制于政府权力的直接掌控，而是企业对自有财产行使的权利，此外，《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出台又在公有制之外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组织空间。 　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借鉴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改革的经验，1994年7月我国开始施行《公司法》，正式引入公司这一国际通行的市场组织形式，在国有企业中开创了以现代企业制度命名的改革新模式，实现了市场组织结构、权利配置与国际通行规则的接轨。《公司法》对企业权利的规定较之以往同类型的法律规则更加完整、规范和具体，国有企业以独资公司或控股公司的名义取得合法的组织形式，拥有从事经济活动和支配自己财产的自由，更好地制约了政府权力对国有企业经营的各种干预，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法人财产权等权利得到更好的保护，政府权力终于成为“看不见的手”，有效地限制了权力部门和掌权者个人意志对企业经营决策的不当干预。 　国有企业制度的演进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紧密。近四十年的改革已经将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从权力和命令纽带变成了权利和资金纽带[4]，但由于历史惯性、意识形态等原因，我国政府对国有资本偏爱依旧，导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控制的领域出现明显的分野，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领域和上游产业都被国有企业掌控，而次要的经济领域和下游产业则是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天下，国家和民营资本之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楚河汉界”和结构性的“国进民退” 　按照吴敬琏先生的观点，这其实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掌握土地和一切重要工业制高点的新经济政策。（参见：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政府权力和国有资本形成新的选择性对接，一部分国有企业基于权力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另一部分难与民营企业竞争的国有企业则只能退出市场。选择性“国进民退”的现实导致有学者提出应当制定《国有企业法》，对可以设立国有企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