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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立法构想及反思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理论界有关行政程序研究的状况，从比较法学的视角提出了研究行;政程序的方法论，进而对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现状进行简要的归纳总结，分析了制定单;独的《行政程序法》的必要性，接下来，参照目前的《行政程序法》“试拟框架”，从;七个方面探讨了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架构问题。最后强调指出：宪法是行政机关必须遵;循的众多程序原则的渊源，关于行政程序法的研究，必须首先研究其宪政基础；行政程;序立法的过程，应该是全民参与的过程，起码应该是全学界、全实务界参与的过程。 【关键词】行政程序立法/行政程序价值/模式化研究/比较法/民主参与/形式合理性 【正文】; ;　　　　一、引言 世界各国行政法共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没有一部统一、完整的法典，其规范散见;于各种各样的单行法律、法规、规章乃至千姿百态的行政决定、命令中。这是因为，行;政法所规范的对象种类繁多，层次各异，变化多端，决定了行政法规范数量庞杂，层次;多样，并处于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立、改、废的变动过程之中。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两大法系相互融合，程序法的理念被注入传统行政法学体系之中，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共同构成了现代各国行政法追求的共同目标价值，而行政程序的相对整齐;划一性及稳定性，使得制定行政程序法典成为可能。于是，出现了以1946年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APA)为代表的行政程序法典化的世界潮流。 伴随着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逐渐认识到所谓“重实体而轻程序”的;传统积弊的危害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程序的价值，并试图以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种倾向。近20年来，人们在致力于各方面的程序研究和体系架构的过程中，各界已经基;本上达成了一种共识——程序建设在现代法治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这种共识反映;在行政法学领域，制定行政程序法典，建立健全中国行政程序法体系，便自然成为诸多;仁人志士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可以说，这是中国行政法治的必然归宿，是中国走向法治;国家的希望所在。 中国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程序的研究，不仅有诸多教材进行高屋建瓴的概述，而且有;专门的论文、论著的介绍、比较、汇总、剖析，可谓成果颇丰，令人欣喜。更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行政程序立法呈现出系统化的倾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托专家来起草行政程序法典，这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当我们踏着行政程序法典化这一世界性浪潮，试图架构我国行政程序法;典时，便会不无遗憾地发现，我们在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方面的努力，都远远不能适应;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现实需要。 2002年6月，中德行政程序立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意大利Pavia大学法拉利(Erminio　Ferrari)教授就意大利的行政程序法作了介绍。意大利行政程序法之适用范围的广泛性;、主体的多样性以及对其他相关问题的充分考量，促发了我对目前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诸多思考。我们在谈到借鉴外国经验的时候，往往局限于参照外国的法典条文，这是远;远不够的。在目前这诸多研究中似乎较多地集中于各国的模式归纳、原则介绍和具体法;律条文的比较，而较少有关其立法背景的探讨。尤其是关于各国行政程序法立法状况，;寥寥数语，可谓简洁，有关罗列却难以使人窥见其立法过程。而从立法政策学的角度来;看，有关立法背景的探讨和剖析恰恰是最为重要的。既然在我们之前已经有诸多国家进;行了行政程序立法的探索，既然行政程序立法已经成为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一个具体目;标，既然有关部门已经将行政程序法典的起草工作委托给学界，那么，就有必要对有关;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文将参照目前的《行政程序法》“试拟框架;”，阐述笔者的立法构思，并对以往有关行政程序方面的研究乃至立法过程中的有关问;题展开必要的反思，以期引起学界同仁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提出更为高明的见解和主张;，推进我国行政程序法学研究，并服务于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实践。 　　　二、我国理论界有关行政程序法研究的状况 (一)关于国外行政程序立法背景的研究 有人认为，1889年西班牙议会制定的《行政程序法》开现代行政程序立法之先河，为;现代世界各国竞相仿效而成为典范。[1]也有人认为，世界上最早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桂冠”应当归属于善于哲学思维的德国人，将行政程序立法史前溯至1883年。[2]虽然;在行政程序立法史的研究方面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性，但是，人们对世界性行政程序法典;化的背景分析，则基本上不存在争议。一般认为，对行政程序的普遍立法起始于20世纪;中叶，造就这一事实与结果的直接动因，还应归结于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法治国”;原则的贯彻以及“程序理性”(Procedural;Rationality)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