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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前中国法律理论及民意冲突 　论当前中国法律理论与民意的冲突 引言 　 　近些年来，在中国众多的社会冲突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特殊的冲突”“法律人与非法律人的冲突。泸州“二奶遗赠案”形成的法律理论与民意的对立、刘涌改判死缓而爆发的民众反对法学家的事件、“死刑应当废除”理论在当前中国的遭遇等个案，都是法律人与非法律人、法律理论与民意之间相冲突的典型表现。这种冲突的特点有3个：一，不涉及物质利益的争夺，是一种纯粹的价值观念上的对立；二，尽管法学家内部和民众内部都存在少数异议，但多数法学家和多数民众仍然分别保持着“高度一致”；三，冲突双方各有道理，似乎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也不存在妥协的可能性：从法学的角度来看，法学家所援引的法律理论及其作出的结论和行动无疑是合理的，但民意同样有着很大程度的正当性。这些冲突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人和法学的声誉，对于中国法学的成长无疑是一件很不利的事；由此使中国法学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也受到很大怀疑，甚至法律理论的普及传播和中国的法治进程也有可能受到阻碍。鉴于此，有必要对这些冲突进行研究，以试图回答：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冲突现象?在这些冲突的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刻的根源?我们的法律理论是不是存在着局限性?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了解这些冲突发生的具体情况、冲突双方的争议所在，然后分析这些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最后在此基础上反思当代中国的法律理论。本文将循着这一进路，首先介绍上述3个著名的典型案例，指出这些冲突的具体性质；接着，本文将结合现代性法律理论和特殊的中国社会背景，分析这些冲突背后存在的深层体制原因；最后，本文将指出，现代性法律的适用具有局限性，还需要发展其他类型的法律理论，以适应中国社会的特殊需求。在展开论述之前，需要做出3个前提说明：第一，也许读者会质疑：法学家和民众内部的“不团结”会不会影响本文的分析?本文的分析将表明：法学家和民众内部的“不团结”不影响本文的分析，因为冲突的双方，分别是有着现代性法律理念的法律人与未受该理念影响的非法律人，而该理念对于冲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二，本文所介绍的3个个案，分别是民法理论、诉讼法理论和刑法理论与民意的冲突。下文的分析将揭示出：这些不同的部门法理论都隐含着现代性法律的根本特征：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形式理性，因此本文可以对现代性法律的整体性质做一评述。第三，介绍法律理论相对容易，完整、全面地反映“民意”却较难。本文所指的“民意”，是指非法律人的意见，既包括广大工农群众的意见，又包括非法学专业精英的意见。有时候，“民意”难以精确测定，而且内部矛盾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还会因为调查方式的不同而受“误导”。这可能会使读者一开始就怀疑本文论证的精确性和严密性。不过，社会调研已经表明：“民意”中所反映的看待问题的核心价值和内在逻辑具有确定性；经过相互沟通，“民意”会汇合成确定的“共识”。为了准确、全面地反映“民意”，笔者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方式，如新闻媒体、网络和社会调查的方式了解民意。由于新闻媒体和网络只能反映部分人的想法，网络中还有可能出现“胡言乱语”，为此，笔者从2005年开始，就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对这些案例进行社会调查。笔者不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因为那容易流于形式、反映不出被调查者的真实意见；笔者对非法律人”“包括农民、企业职工、教师学生、政府公务员等一进行访谈，介绍案件的完整情况，听取他／她们的真实看法，自己不做任何评价。相对其他调查而言，本文所研究的3个案例中的“民意”相对容易测定，也易达成共识，而且也能保持稳定。下面将按照冲突发生的时间顺序来介绍案例”“有意思的是，案例越往后，民众越来越团结，民意越来越集中、鲜明，法律理论与民意的冲突程度，越往后越严重!一、泸州遗赠案：自由权利与伦理责任的冲突 毕业论文 　2001年轰动全国的四川省泸州市“二奶遗赠案”，是本世纪第一个较为显著的法律理论与民意冲突的案例。该案的案情是：被告蒋某与黄某1963年结婚，但婚后感情不合，因而分居。1996年，黄某认识了张某，并与张某同居。2001年4月22日，黄某患肝癌去世。在办丧事时，张某当众拿出黄某生前的遗嘱，称她与黄某是朋友，黄某对其财产作出了明确的处理。其中一部分指定由蒋某继承，另一部分总值约6万元的遗产遗赠给她。此遗嘱已经公证机关于4月20日公证。不过，遗嘱生效后，蒋某控制了全部遗产，拒不给付张某受赠的财产。张某认为，蒋的行为侵害了她的合法权益，按《继承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她有权获得黄某遗赠的财产。于是，张某遂向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庭判令蒋给付她财产6万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以遗赠违反“公序良俗”为理由，驳回了张某的诉求。张某不服，继而上诉到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法院再次以“公序良俗”否定了张某的诉求。 　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