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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宪法中受教育权 　　教育关乎个人发展更决定了社会的文明程度，因此自古以来无论东西方都十分重视本国公民的教育问题。自16世纪有关强迫教育的法令出台至今①，义务教育已发展了几个世纪。从受教育义务到受教育权，公民的这项基本权利随着历史的演变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我国民国时期宪法对教育问题关注较早，《天坛宪草》首次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义务，随后的多部宪法更是以教育专章的形式详细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利。纵观民国宪法史，从受教育义务到受教育权利再到义务教育，从它的变化中我们可以发现民主宪政在我国民国时期的发展轨迹。 　　一、《天坛宪草》首次规定受教育义务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天坛宪草》是中华民国时期第一部官方正式制定的宪法草案，从1913年7月13日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预备会议开始到1913年10月31日完成宪法草案三读为止，共召开正式会议33次，历时近四个月，虽然最后以“夭折”的悲惨命运收场，但它毕竟是民主共和体制下第一部经过正式法律起草程序产生的宪法草案，也是民初制宪运动的最终产物。它凝结了那一代政治精英的心血，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那一时期的制宪理念。《天坛宪草》是我国首部规定受教育义务的宪法草案，草案第十九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依法律有受初等教育之义务。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正是这部宪草让受教育义务首次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 　　(一)《天坛宪草》产生的历史背景 　　宪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部宪法的产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例如经济、政治、文化等。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是近代意义宪法产生的经济条件;比较发达的民主政治是近代意义宪法产生的政治条件;民主的、大众的和科学的文化是宪法产生的思想文化条件。当我们对一部宪法进行研究时，首先因探讨的就是它的历史背景，因此笔者将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对《天坛宪草》的历史背景进行回顾。 　　1.政治背景 　　从专制统治转变为民主政治，一般要经历政治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自由化指公民享有广泛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公平审判权等，民主化则体现于公民所享有的例如竞选公权等政治权利。学界一般将民主化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旧的专制权威政体解体;第二阶段为由旧的专制权威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第三阶段为民主政体的巩固;第四个阶段为民主政治的成熟。经验表明，转型是民主化进程中最不稳定的阶段，时刻具有被旧政权颠覆的危险。《天坛宪草》正是这一阶段的产物，从《临时约法》的颁布到议会的选举再到国会政治的运行与宪法草案的制定，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民主转型过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化机遇的来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呈现出如下特点： 　　①制度决定论②，这一时期人们对民主议会政治给予过高的希望，迷信西方的富强都源于立宪，所以只要设议会立宪法就能救国。这种视宪法为救国工具的立宪观是国人对宪法最原始的理解： 　　1907年张之洞答慈禧太后的一段重要对话就反映了这种立宪观，“立宪实行，越速越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派人出洋，臣觉其毫无效验。即如前年派王大臣出洋，不知考察何事?试问语言不通，匆匆一过，能考察其内容?臣不敢相信。现在日日言准备，遥遥无期，臣恐革命党为患尚小，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各国视中国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愚臣以为万万不可不速立宪者，此也。”不少文人志士也在期刊杂志中表达了这一主张，“hellip;hellip;欲救此险舍立宪末由，立宪者有利朝廷有利人民而可以实践中国人之中国一语者也hellip;hellip;”“夫以今日之国步阽危。大势岌岌，英俄同盟，已经宣表，东亚危机，日甚一日吗，将欲使危者安之，倾者立之，舍诚心立宪以外，宁有他途之可循乎hellip;” 　　萧公勤先生将这种现象评价为一种“早熟”的立宪观，认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们认为只要立宪国家富强指日可待，民族危机就会消弥。这种心理上的“快感”，使他们在中国社会内部尚没有产生承受西方立宪政治的经济、文化与社会条件以前，就“早熟”地进入了对一种更为先进的政治制度的向往的思想状态中。 　　②参与制度的日趋成熟，建立参与制度是中国从技术革新走向制度革新的开始，民国二年的国会是民主共和政体下的代议机关，且其产生于全国统一局面下，故其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意义重大。我们将这次国会选举的选民人数与清末咨议局选举进行比较可知“前咨议局的选民，最多的一省(江苏)十六万四千余人，最少的一省(黑龙江)四千余人;民元选举，最多的一省(直隶，今河北)九百十九万五千余人，最少的一省(新疆)九千余人。两相比较，后者多于前者二十倍至二十五倍。平均言之，清季之合格选民，每省仅得八万三千余人，全国总数一百七十余万人(以二十一省计);而此次选民平均一百九十余万，总数接近四千三百万人(以二十二省计)换言之，前清之选民千人中得四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