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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望原:我坚持刑法学探究独立性 　编辑。谢望原:我坚持刑法学研究的独立性 谢望原 1957年10月生,现任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刑事政策与比较刑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专家咨询组成员。 　 　与象牙塔的三次“阴差阳错” 　 　记者(以下简称“记”):谢老师,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的求学经历? 　谢望原(以下简称“谢”):我1963年开始上小学,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当时大部分学习主要靠阅读书籍,集中在哲学和文学方面的著作。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革命导师的哲学、经济学著作、费尔巴哈的书等等,我都读过很多。文学方面的书我也读了很多,国内的像《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经典著作,德、法、英等国家18、19世纪的经典著作译本等等我也读过。那时候,我对文学有很浓的兴趣,甚至曾经梦想过要做一个文学家。客观而论,我从文学中受到了一些先进思想的影响。后来,通过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学习英语的入门课程。学完之后基本上可以达到现在的初中或者高中一年级的水平。所以,从1975年开始我就一边劳动,一边跟着广播学完了一整套的英语课程。 　记:那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您当时有没有报名参加呢? 　谢:1977年的下半年,突然有消息说国家要恢复高考制度。那时我在湖北省天门县的卢市区,消息相当闭塞。恢复高考的消息是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激动,但当时由于父母的“右派”身份等等原因,最后没能参加高考。 　记:您高考没能如愿,可您现在已是知名的法学家了,能介绍一下,您是怎么走上法学的道路的呢? 　谢:那时候学校普遍缺少英语老师,当时我的英语水平算是比较高的了。所以当地的教育组就和我复习的那个高中领导商量,把我聘请到那里做民办的英语老师。后来我父母平反,我很快又恢复了知识青年待遇。学校给我转成了公办老师。这是1980年的事情。之后,我在这所高中待了8年。 　在这个过程中,我攻读了武汉大学主考的自学高等教育法律专业课程和英语语言文学专业。那时候,我的学生在法学院学习的有很多,我经常请他们给我提供一些有关法律的信息,购买一些有关法律的书籍等等,到1986年的时候,法律专业的本科课程差不多都学完了。 　后来国家准许以同等学历报考硕士研究生,我顺利进入中南政法学院刑法专业,攻读刑法专业硕士学位。 　 　“一部中国法制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刑法史。刑事法学,特别是刑事实体法学在国家和社会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记:您能讲讲您在中南政法学院学习的情况吗? 　谢:在上世纪80年代,中南政法学院刑法学专业的教学研究力量应该说在全国名列前茅。当时中南刑法学专业就有四位教授,其中曾昭琼老师是三四十年代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民国时期就已经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刑法学家了。其他老师的为人和学问也确确实实堪称典范。那个时候,中南政法学院的图书资料相当丰富,学术气氛也非常浓厚。所以在那三年的时间,我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除了学校安排的课程之外,我还选修了很多法律基础课程,同时,我还选修了第二外语”“德语。在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发表了十五六篇论文,其中有些是发表在现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的。 　记:硕士阶段学习之后,您就到人民大学来工作了吗? 　谢:不是。1990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山东大学法学院去工作了。考上中南政法大学之后,山东大学让我作为他们的委培师资,按照委培的要求,我毕业后要去山东大学当老师。那个时候,山东大学还没有硕士点,我就给本科生上课,主要讲中国刑法学和外国刑法学。在那里我扎扎实实地工作了四年。1994年以后,我希望自己能在刑法学的研究上有进一步的发展,于是就考到武汉大学法学院马克昌老师的名下攻读刑法学的博士学位。 　1997年我博士毕业后,向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提出进站研究申请并获准。1997年9月,我又来到人民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跟随我国刑法学泰斗高铭暄教授和王作富教授等从事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到1999年底,博士后研究工作完成,通过人民大学和山东大学校方的交涉,我留在了人民大学工作,一直到现在。 　记:谢老师,那您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刑法而不是其他方向呢? 　谢: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我自己认为,一部中国法制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刑法史。刑事法学,特别是刑事实体法学在国家和社会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从个人兴趣来看,我觉得刑法是一个很严肃的科学。首先,它有源远流长的法文化根基,中国是先有了刑制,然后才有了法。中国法实际上是从刑开始的。再者,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最成熟的学科是刑法学。西方的刑法学对中国传统刑法的发展和深化起了非常好的推进作用。我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