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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文献翻译到藏学探究克珠群佩先生是西藏著名的翻译家和作家，他从三十年前开始涉足文学和翻译领域，创作发表了一批很有分量的文学作品，曾有小说选人五省区高中藏语文教材。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又一头扎进宗教，对藏传佛教进行系统研究，辛勤笔耕不缀。如今，在宗教学术领域和翻译领域已结下累累硕果。日前，记者专门走访了他，他就藏传佛教、文学和翻译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 记者：克珠群佩先生，最近看到您很多翻译作品面世，在宗教界和藏学界都有一定的影响，请问您是如何走上翻译之路的呢？ 克珠群佩：我是1977年文革结束后第一批大学生。当时在山南师范专科学校当老师，后来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大学毕业后，因身体不适应高原（别看我是个藏族，在内地几年反而不适应高原气候了）就分配到设在陕西咸阳的西藏民院工作。我先是到预科班当老师，预科班里的学生基础差一些，有好多是从西藏县、乡考上来的，由于那时候基层的教学质量跟不上，所以学生的成绩普遍比较差，学生上大学的分数线也很低。到了大学，要先学一年的预科打基础，然后再接受正式的大学教育。预科班里有藏族学生也有汉族学生，我是教他们汉语文。后来又到干训部教书，也是教了2年汉语。 我从83年开始搞翻译，对藏学一点没研究，只是边翻译边继续着我的文学梦，先后用汉藏两种语言创作了一批小说，处女作《星星，请别讥笑我》在《西藏文艺》汉文版发表，并获得五省区文学创作二等奖，被录入有关集子；藏文小说也接着陆续发表，写作手法在刚刚起步的藏文文学界显得特别新颖独特，受到了同行的好评，也受广大读者欢迎，有人把我的作品作为意识流小说加以评介，其中《归途》收入五省区藏语文高中教材，有数篇专门评论；《命运的抉择》时隔二十年后被翻译成汉文发表，并获得2010年《民族文学》年度奖；当年创作的藏文小说结集成册出版；在翻译上主要是把学者写的评论，还有外国名著翻译成藏文。 记者：您近几年翻译的主要作品大多是藏传佛教方面的著作，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藏传佛教的？ 克珠群佩：在民院做名好教师并非难事，但在文学创作方面远离生养我的土地，远离我所熟悉的生活，创作源泉很快就会枯竭。于是，我有意改变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主攻方向，在教学和创作的同时开始接触藏学。为了对宗教有综合的了解，我阅读了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方面的典籍，还初步了解汉传佛教的禅宗、天台宗、净土宗等宗派，对佛教的教义教法有特别的兴趣。经过潜心学习和准备，我开始涉足宗教研究领域，最早翻译的宗教著作是《直贡法嗣》，之后写了介绍噶举派研究系列论文，有些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如《桑定多吉帕姆教派归属管见》，纠正了女活佛多吉帕姆系统为香巴噶举派的错误观点，在研究学习过程中我发现，佛教在修行方面，不管是显教还是密教，也不论怎样的修法，都离不开止观法，充分认识到这点，我便撰写了《佛教止观法略述》来系统阐释。藏传佛教从吐蕃开始非常重视道次第，在传播中形成了丰富的道次第学说，道次第是藏传佛教最实质的特点，有关的著述汗牛充栋。于是我撰写了《西藏佛教道次第概述》。 道次第，是藏传佛教里最有特点的，很多人说藏传佛教的特点包括活佛转世、政教合一制度、念咒，但我认为这些只是表相，最本质、最核心的特点实际就是道次第，像阶梯一样。它不像禅宗，求顿悟，无次第。藏传佛教非常严格，从开始修行到显宗密宗的修行，道次第很严密。藏传佛教关于道次第的论证很多，特别是格鲁派关于道次第更加严格，宗喀巴写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格鲁派思想于是就定型了，这是我这么多年研究佛教的一个体会。 当时我定的目标是要研究噶举派，噶举派是宋代时期产生的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教派，国内研究的还不多。我先是从翻译开始人手，翻译了《直贡传》，一边翻译一边学习有关宗教方面的知识，然后开始撰写噶举派系列论文。特别是《西藏佛教史》，一百多万字的巨著，基本上对每个教派的教义教法、历史等都作了介绍。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藏佛教的方方面面，被中央统战部誉为“具有填补空白之意义”。这是我在西藏民院民族研究所担任所长时主持完成的课题，此书耗费了我大量心血，于2009年由宗教出版社出版。 记者：您研究藏传佛教，体会是什么？ 克珠群佩：我接触佛教就是从藏族传统文学开始的。我最早写的《佛教四圣谛与古代文学》，很多读者说对他们很有启发，从这里寻找到了藏族文学规律性的东西。对古代的藏族文学，有些人觉得没什么价值，认为全是讲解释迦牟尼的一生，是多余的东西。但是我总结出来不是这样的，因为过去整个藏族社会信佛非常普遍，佛教内容也是藏区生活的重要一部分，所以不能说写佛教的东西就不是反映藏族人生活的东西。到现在也是，西藏不像内地，你写佛教的东西，不要以为不是反映现实生活，因为到现在，西藏宗教信仰还是生活中重要的部分。写宗教的东西其实和文学没有冲突，至今佛教仍影响着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