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公民记者变成公民狗仔.docVIP

别让公民记者变成公民狗仔2005年7月7日早上,伦敦地铁遭遇恐怖分子发动的连环爆炸袭击,世界各大媒体争相登载的爆炸现场图片,大多数都是遭袭现场的目击者用手机拍下的,而并非专业的新闻记者所拍。它们迅速传遍世界,也为警察破案提供了大量的现场证据。伦敦《卫报》称“伦敦爆炸事件标志着新闻收集过程中的一个顶点”,是“新闻程序的民主化”。①在这场特大突发新闻事件中,现场目击者用手机拍到了主流新闻机构常常花巨大成本仍求之不得的第一手照片,也使我们看到了公众的参与性逐渐渗透到了过去由职业记者所垄断的领域。 20世纪80年代末的美国新闻业在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闻改革运动后,开始重视社会公众对新闻传播的参与,接着是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促使新闻文本的制作模式发生变化,产生了“互动新闻”或是“参与式新闻”,公民记者也随之诞生和发展。作为一种新兴的舆论力量,公民记者通过网络越来越多地影响着媒体、社会舆论和政府的决策,甚至在一些主流媒体失语的领域日益成为主流。 公民记者是网络数字时代的产物,他们借助新的传播技术和工具,因而具有传统媒体记者所没有的优势。例如摄像手机、DV、网络电话和视频等新闻采集工具,以及新兴网络技术带来的新的传播渠道,如博客、BBS、RSS聚合新闻等。事实上,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记者周曙光,就是利用博客、BBS等网络平台第一时间进行信息发布的。重庆钉子户维权案、厦门市民反PX游行、贵州瓮安骚乱、央视大火等重大新闻,都是他利用网络博客报道的。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2009年的甲型流感等事件中,这些非职业记者通过文字、图片和影音资料传播灾情、疫情,作出的报道深入各个角落,提供了很多有别于传统媒体的信息。 然而,伦敦爆炸案的一名当事人Justin后来却在自己的博客中表达了对当时那些围观拍摄者的愤怒,这提醒了我们,要对当前的“公民记者现象”进行理性的反思,全面看待一些所谓的公民记者的行为。他在博客中写道:“这些旁观的人都试图进入地铁站内进行拍摄,他们即使不能进去救人,也不应该堵在疏散通道口外。……当我意识到所有这些用手机拍照的人都是想把这件事告诉全世界时,我想是否应该用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来告诉人们这个故事,而不是只是这些血腥残忍的画面。这些拍照的人是真的想对这个世界有所帮助,还是只是令人们感受了这场惊骇而已……赤裸裸的诉诸人们对于血腥暴力的冲动,曾是非主流的小报和新闻机构的做法,现在我们可爱的同胞,也在随时准备着相机记录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可怕的瞬间……”他的话让我们联想起过去香港的娱乐记者,他们以跟踪明星隐私,“看图作文”闻名,不断爆出娱乐圈的猛料,表面看上去言之凿凿,但大多是牵强附会的小说,所以被人们戏称为“狗仔”。 相比传统媒介记者的专业性和报道的正规性而言,公民记者来源广泛,多数是非职业的新闻传播者,几乎没有受过正规的新闻学教育,缺乏基本的职业精神和专业素养,并且技能不高,对客观、公正、真实等新闻准则和基本价值观方面的认识也不深。无论是报道理念、选题角度,还是采访方式、制作手法,都显得稚嫩和业余,这决定了公民新闻报道在传播形态中具有非正式、非正规的特点。由于新闻事件的发生过程很短,又很重视现场新闻素材的获取,尤其是突发事件的报道,专业记者到达现场后几乎很难再捕捉到多少有价值的信息,而无所不在的公民只要当时人在场,并且配备基本的摄录器材,就可以承担起一个公民记者的角色。他们不必秉承新闻职业道德,获取新闻素材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责任感不强。例如在某些交通事故中,专业记者知道首先要配合公安部门的工作保护现场,其次才是满足自己的采访需求,而非职业的公民记者就可能顾不了这些。再比如就像伦敦地铁爆炸案中的拍摄者那样,他们看到有乘客的生命可能会受到威胁,第一反应不是去伸出援手挽救生命,而是只顾去拍那些瞬间的血腥画面,以期投往各大媒体网站索取报酬或是贴在自己的博客中赚取点击率。很多情况下,这种所谓的公民记者并不能完全承担起专业记者的责任,而更像津津乐道于明星隐私,追腥逐臭的狗仔。可见,公民记者虽然有助于推动新闻报道的革新和发展,却也会因滥用而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公民记者这个称呼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争议,依照对职业记者的要求,对公民记者进行职业精神的教育和新闻伦理道德的规范就显得更加困难。“公民”作为“记者”的定语,公民记者只是记者范畴里面一个特殊的群体,抑或公众去做一些类似记者的工作,因而有了“公民记者”这一称谓。如果做一个公民记者也要求做专业化报道,那么很明显,目前绝大多数的博客都算不上公民新闻,前面对公民记者的定义也失去了意义;如果公民记者的身份本质上还是普通公众,那么他们只需遵从一般的社会道德,并不需要担负起“公共利益”的责任。这一问题仍争议颇多,但正如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所言――这是一个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