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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及其当代价值摘 要：在中国封建社会，国家统治者都倡导以”息讼”来解决民间的纠纷，这就要求民间调解制度的发展，由拥有解决民事纠纷的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宗族内裁判、族外裁判以及官府裁判。 关键字：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价值。 在古代的中国，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危机社会秩序以及其统治的重大刑事问题，较为注重在司法审判中的地位，而对于处理以平等民事主体之间产生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大多以家庭为主的家长制以及者民间的调解制度来运作，而这些都与中国古代的传统熟人社会和长期的法律文化发展有很大的渊源。 争议解决机制在本质上就是社会伦理、政治制度以及法律之间相互作用的后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以及权威的程序。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也就是一个宗法、宗族社会，而”宗法”是指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族的内部关系，来维护家长的统治的行为规范，那么解决民间的纠纷机制也受着宗法制度的影响。这就在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古代民事纠纷的解决，因为是以家族内部的争议当事人双方与解决争议的裁决者之间的宗法关系而是强烈的和稳定的，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是不分的，实行司法自制，民事纠纷主要是由民间解决，由那些家长、族长等实际掌握国家司法权的主体来解决民事纠纷。中国古代刑事案件为”狱”，民事案件为”讼”，而一般说来”狱”是需要以刑罚来追究责任的，民事案件则是由一些在社会上有权威的人为裁判。 （一）宗族裁判 由于一般宗族内，都有一系列的家规、族规等制约族内成员的行为规范，涉及到家庭、婚姻、继承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而当族内成员产生一系列涉及到上述各个方面问题的纠纷时候，由族长对这些问题进行裁判决断，由于中国宗法社会价值文化的影响，一般官府也是承认族规对家庭成员的约束作用和族长对家庭成员间纠纷的裁决的承认。如清代道光时期有诏曰：”凡遇族姓大小事均听族长、绅士判断。族众中如有不法匪徒，许该姓族长、绅士捆送州县审办。” （二）族外止争 针对家族之外、不同家族宗族之间的纠纷，通常都是由乡老和里正对其有权裁判的事项来进行裁判，从汉代开始就设立了调整乡里民事纠纷的啬夫；而唐朝设置了村正、里正来进行调解，元朝时的社长，明代的里长以及申明亭等，而乡约耆老作为一种传统民事争议解决机制，建构方式在实质上也与家族宗法关系是同一的，在一些朝代，这些调处也是进行如户婚、田土、斗殴等项诉讼的必经程序，如明代的’民间应有词讼，许耆老准受于申明亭内剖理。’这就要求要进行官诉讼就必须要先经过乡里的调解方可以进行。除了以上的乡里调解，族外止争还包括邻里之间的调解纠纷，这种调解通常都是由邻里之中德高望重的人来进行调解，约束力不强。 （三）官府裁判 官府裁判也就是指由封建社会的行政长官来作为决断民事纠纷的方式。同前两个分类，官府可以进行调解，这种诉讼内的调解是民事诉讼体制的一部分。而且在古代的中国也是被推崇的，这与中国熟人社会，调解解决纠纷的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当然，官府也解决了部分的民事诉讼事项，但是总的来说，官府还是偏重于教化、调解来使纠纷双方当事人。纵观中国古代民事纠纷的解决，形成了以民事调解为主，民事调解与民事诉讼并存的纠纷解决机制，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民事审判程序规则，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不稳定和模糊性，也没有像刑事犯罪问题那样得到了各个朝代统治阶级的重视，这些现象是受到了很多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后果。 （一），中国古代社会是讲究天人合一与和谐的，从古至今，我们都认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应当和谐相处，在纠纷的解决上就表现为追求”无讼”，而”无讼”也是法律价值的追求，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追求，同时统治者也都积极希望自己的统治下无讼，他们在法律条文中体现”无讼”制度思想，并且以其指导实践。在思想上，统治者同时也在宣扬告诫，如在初审结案的判词中写出，不许继续上告，否则就会给予处罚。 （二），因为古代的中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大国，决定了宗法宗族大国的社会特性，而在这种社会中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依靠礼与道德，法律处于次要的地位，尤其在关注平民之间的民事活动上，礼仪与道德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依靠礼仪治国是中国古代的基本治国原则，人的生活行为模式是从小到大就慢慢培养而成的，而对他们的行为起着塑造作用的是礼仪，依礼来治国注重内在的约束，以及自我控制。同时，调解解决也有利于减少诉讼成本，节约劳力投入农业生产这对古代的中国是很有意义的。 （三），中国古代政府对调解解决机制解决纠纷的支持。中国古代的调解机制从一开始的自发形成到后来的制度化，与官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从民事纠纷本身来看，依靠家族和社会的调解解决更加有利于缓和的解决，从而减少激起民愤引起社会秩序的不安的几率，因为民事调解制度的发展，减轻了官府的民事诉讼的负担，使得官府可以放更多的精力在解决刑事案件和维持统治秩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