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运营模式到价值介入-近十年欧美地区美术馆探究述评.docVIP

从运营模式到价值介入:近十年欧美地区美术馆探究述评纵使在当今全球一体化步伐趋缓的形势下，美术馆依然是文化实力的集中体现之地，是国家间文化交流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今天，集文化性、公共性、社会性、政治性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美术馆已经难以单独行进，它需要以跨学科、跨专业的综合性研究视野作为理论支撑。近十年来，欧美地区对美术馆的研究就是在上述语境下逐步展开的，不仅研究方向发生了变化，还出现了许多新思想和新方法。 一、美术馆Ⅲ的引导与职能管理 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领域的机构，虽然经历了约三百年的发展历程，其主要职能依旧是教育与引导。美术馆不仅激发了人们对潜在文化价值的认可，对于推动社会前进、国家发展、体制完善等诸多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专业的跨界和知识边界的扩展，越来越多交叉学科的介入为美术馆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管理模式的发展在确保公共性的同时愈发趋于成熟。进入21世纪后，美术馆的职能研究已经延展到社会责任、社会平等及多元文化身份认同等领域。英国莱斯特博物馆学院(University of Leicester.school of museum studies)教授兼院长理查德·桑德尔(DR，Richard Sandell)在《博物馆、社会与不平等》(Museums，Society.and Inequality，2002)一书中通过对博物馆角色、责任的分析，探讨了博物馆如何成为对抗社会不平等现象的重镇。他认为，通过展览，可以使观众认清彼此间的文化差异，此外还可以合理运用博物馆专属的文化权威(cultural authology)，达到对差异的理解和包容。詹妮弗，巴雷特(Jennifer Barrett)在其著述 《博物馆与公共领域》(Museum and the Public Sphere)中，围绕全球公共话语，探讨了民主博物馆的定位问题。他认为，无论是博物馆还是美术馆都不应固守传统、单一的教育理念，应该联系其他同样属于公共空间范围内的话语个体，如社区文化中心、社交网络等开展工作。在文章中，巴雷特对“公共性”做出了进一步阐释，认为这一概念包含着改善公共生活环境的能力，同时公共空间内各个话语个体也应当彼此鼓励，相互促进。此外，论及博物馆与公共教育，新博物馆(New Museum)出版的《当代艺术与多元文化教育的再思考》(Rethinking Contemporary and Art an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一书阐释与日常经验、社会批评、创造力表述相联系的当代艺术，认为应当结合多元文化教育，为社会提供一种更为实际的教育手段与方式。该书还介绍了全球一百多位从事当代艺术的艺术家、作家、策展人及教育者以新方法挑战传统艺术教育和艺术史教育的规范，从而提出一种在公共空间内理解艺术、文化教育方式的可能。而关于美术馆本体方面研究，史蒂文·科恩 (steven Conn)的著作《博物馆还需要对象吗?》(Do Museums Still Need Objects?)一方面继续对博物馆、知识与教育间的关系展开探讨，另一方面研究了博物馆在当今社会中文化、知识、政治等多重角色中的转换，并且按照从艺术到人类学再到商业的线索，对博物馆客体进行分类，试图找寻不同主体的演变规律。除此之外，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关于博物馆现代公共属性的研究成果还有马克·奥尼尔的《博物馆、专业主义和民主主义》(载《文化趋势》，2008年12月，第7卷)、格林希尔·哈勃的《博物馆、学校和文化价值的分布》(载《文化趋势》，2009年6月，第18卷)、金姆·雷曼的《澳大利亚博物馆与现代公共性：在一个营销的语境下》(载《艺术管理》，2009年夏季版，第39卷)、苏珊·斯诺德格拉斯的《博物馆》(载《美国艺术》，2011年1月出版，第43～48页)、安德鲁·麦克拉伦的《美术馆当下研究》(载《艺术史》，2007年9月出版，第30卷，第566～570页)等。 上述文章显示，欧美当代学者一直在仔细观察当代社会文化、知识系统和美术馆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美术馆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座建筑，其职能也不限于对客体(藏品)的收藏。国外的美术馆研究正逐步关注对现代文化的重塑和发展，同时敲响警钟，要人们警惕它所带来的负面文化效应。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的著作《文化的困境》(The predicament ofculture：the twentieth-century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1988)中有一篇文章，题为《部落与现代的历史》(histories of tribal andmodern)，文章对1984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的一场“原始主义和当代艺术大展”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