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粤东山区乡村社会变迁.docVIP

明末清初粤东山区乡村社会变迁 ——以大埔县白堠村为中心 肖文评 （嘉应学院 客家研究所，广东 梅州 514015） 宋明以来，随着粤东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随之而出现的“峒寇岛夷”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地方政府难以解决的一大问题。但至清初“复界”以后，地方社会趋于稳定，经济文化出现了长足的发展。对于这种社会变迁，陈春声、黄挺等时贤已有相当深刻的研究。陈春声教授认为，“大致从明嘉靖至清康熙的一百多年间，是潮州乡村社会逐渐被乡绅阶层控制的重要转折时期。”但对于乡绅阶层的产生及社会转型的细节和内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而且他们的分析多以沿海的韩江三角洲为参照，对于广大内陆山区则关照较少。 随着19世纪末具有近代意义的西方族群观念的输入和国内客家意识的形成，经丘逢甲、温廷敬、罗香林等学者二三十年的建构后，逐渐形成“客家文风由来就盛”的观念。客家研究的开拓者罗香林教授在讨论客家人文中心时，认为在朱明一代，“以惠汀各属，及赣南各客家住地，以及潮州的大埔为人文的中心。”“降及清代，客家的文物中心，渐由汀韶惠各州，而移于嘉应及大埔二地。”而且“在清一代，广东的科甲，以嘉应本州及大埔为最盛。”由此看来，从明至清，大埔都是一个重要的客家人文中心。但对于这个人文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至今未见系统的研究成果。大埔文化，以茶阳饶姓、白堠杨姓、双坑何姓等，最为知名。其中白堠“夙称邹鲁乡”，自清代以来科甲蝉联，人才辈出，是著名的“文化之乡”。本文以白堠作为个案，根据文献，结合田野调查，具体探讨明清时期客家乡村社会的变迁及其社会影响。 一、“贼巢”及其转变 罗香林虽把明代的大埔视为客家人文中心之一，但当时的大埔实为弹压“峒民作梗”从饶平析出而新设，且不时发生“寇乱”，朝廷多次调用大军才得以平息。 正德以来，明政府有“南倭北虏”之虞，“边供费繁”。而明世宗又好兴“大工”之役，“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导致了全国性的财政危机。郑振满教授研究认为，明政府解决危机的措施，不是开源，而是节流，不断裁减地方经费，结果地方政府很多事务因缺乏经费而无法举办，从而导致对地方社会的失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满足不断增加的财政需求，又不断加重对编户齐民的负担，从而导致编户不断逋逃脱藉，逃入山海之中，亦农亦工亦盗，不纳赋税，不服差役，与官府对抗。因此，就官府和士绅而言，这些在山中耕作而不纳赋役尤其是与官府对抗的居民，就是“盗”是“贼”是“寇”了。明代中叶以来，社会动荡加剧，“盗乱”活动频繁，出现了全国性的“群盗蜂起”的局面，其中以广东、福建、江西最为活跃，而尤以广东最为突出，在文献中可谓“史不绝书”。 位于粤东北山区的大埔，设县前为饶平县所辖，是一个“盗贼”横行、官府难以控制之区，专门为控制赣闽粤湘四省交界地区“盗贼”活动而设的南赣巡抚在请求设立大埔县时说： 恋州、清远二都东连福建平和县，北接上杭、永定二县，西距程乡，南抵海阳、饶平二县。地方旷荒，谿峒险隘，治教鲜及。是以盗起必蟠结于二都，而延及邻郡，屡经行剿，未几，漏网者复聚而据之。 关于建立建治与弹压“盗贼”的关系，明万历年间饶平乡官陈天资所修《东里志》说得更为明白： 饶平所统恋（洲）、清（远）之民，恃其险远，负固梗乱。正德末，益肆猖獗，屡掠近地。白堠、胡寮大乡为甚。巡抚御史熊兰，因乡官饶金等呈议，奏增县治，以弹压之。于是分清远、恋州二都，置大埔县。 为加强教化，消弥“盗贼”，在当地乡宦饶金的推动下，明政府于嘉靖五年（1526）以恋州、清远二都设立了大埔县。但设县后并未因官府控制力量的增强而社会稳定，“山贼窃发”，时有发生。随着宋明以来山区的开发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粤东沿海与内地之间的贸易非常活跃，至嘉靖年间形成以汀州为中心的闽粤赣边区商品贸易集散地。而大埔介于潮州与汀州之间，为水陆交通的必经之地，韩江下游各地所产的海盐、咸鱼等海产品，汀州等地所产瓷器、土纸等，源源不断地途经大埔的水路和陆路转运各地。 这些过路财富，对于土瘠民穷的“梗化”山民而言，据为己有的吸引力自不待言。因此在一些地势比较险要的必经路段，渐成“山贼”多发之处。如大埔与平和交界之处的大产，下接福建平和，上通汀南筀竹寨，“盗贼不时出没。”大埔与上杭交界处的产坑、看牛坪，嘉靖二十三年“贼首”刘全联合上杭“筀竹寨、三图诸盗，互肆剽掠，四境苦之。”大埔与饶平交界处的木窖人陈村、郑吕养等，嘉靖三十八年“聚众为寇。” 平民百姓不服官府管辖的为“盗”现象，亦相当普遍。当时乡官饶相对这种现象有清楚的认识：“民见奸宄得志，强梗莫惩，多弃本业而恣浮荡，蔑训典而志淫邪，正气亦复不存。” 百姓既为民，又为“盗”，因而民“盗” 界线相当模糊。如产坑、看牛坪“贼首”刘全，在县令曾广翰的恩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