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第1章介绍.pptVIP

如果说, “语言规范化”中的“语言”,指的是汉语中的方言都要“规范”到普通话中来,比如吴语中表示选择的“拣”一定要说成“挑”、“立”一定要改说“站”、 “晓得”一定要改说“知道”,那么,这就是取消方言,取消语言文化的多样性。 如果说, “语言规范化”中的“语言”,指的是人们的说话,那么,马克思、恩格斯(1960) 说过:“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既然思想是自由的,语言怎么是规范的呢? 而且,人们要选择使用哪种语言或方言来说话,也是自由的。 如果说, “语言规范化”中的“语言”,指的是“普通话”,那么,普通话是一个开放性的语言系统,它的语音、词汇、语法都是会发展变化的,不可能实现“规范化”。 如果说, “语言规范化”,指的是“语词规范化”,那么,对词语进行“规范”是很难进行的,使语词“规范化”更是做不到的。语言的新陈代谢不可抗拒。 近年来新词新语以每年四五百个的速度产生,旧词语也会产生新义项,大量的旧词语又像生物体那样死去,这个过程是不断连续的,因此,普通话语词不可能实现“规范化”。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陆俭明先生说： 一部词典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收词、字形和词形的确定、字词的注音、字词的义项、字词的具体释义词性标注等等。目前能做到规范的,至多是字形、词形和注音这3 项,其他各项都没有办法做到规范。而词典的灵魂是字词的释义,字词的释义是很难加以规范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蓝生先生说: 国家对于文字的使用要求严格,推行规范汉字,而对词汇特别是口头语言中词汇的使用是比较宽松的。在我国业已颁布的语言文字各种规范标准中,没有规定哪些是规范词,哪些不是规范词, ……那些自作主张为歇后语、谚语强加‘规范’的做法是十分荒唐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沈家煊先生说: 事实证明规范性是相对的,而语言的变化和发展是绝对的,规范的制定总是落后于语言文字的实际使用情况,而且要强制性地让语言使用者这么说而不那么说,这么写而不那么写,事实上做不到。你想要整齐划一,语言的实际不会整齐划一。 7、什么可以“规范化”？什么不能“规范化”？ “汉字规范化”是可以并且应该做到的。 汉语的音位、音节、表示语素的汉字,是大致封闭性的,可以做到规范化,或曰标准化。 汉字在“形、音、义”三个方面上, “字形”可以“规范化”。“审音”工作是应该做的。审定字义(语素义) ,也是可以做的。 词汇不能规范化。词有增减,词义会变化,事后承认,便是最好的办法。 语言中可以自由使用的最小单位是词,所以,语言归根到底不能“规范化”。 8、哪些是对语言文化发展不利的因素? 有些地方口号和措施存在一些片面性,把普通话和方言对立起来。 如提倡公共场合用语使用普通话,变成在小学里学生课间休息也不准说方言。 用奖惩措施要求商店营业员不能用方言接待顾客。 幼儿园、小学不给孩子学讲母语的机会,而且要求家长也配合,用蹩脚普通话和孩子说话,这样使孩子从小不会说母语方言,切断小孩习得母语的途径,于是表达生活中复杂事情时语言发生了困难,导致孩子没及时学好语言,妨碍孩子智力培养。 有的人以“规范化”作为抵制新词语的盾牌,坚持守旧的立场,抱残守缺,阻挠新词新语新用法的引进和推广。他们认为汉语已经够丰富了,引进新词语,接受外来语和民间流行词语是破坏了规范造成了语言混乱。 有些思维老化的人甚至上纲上线,把语言问题政治化。看到群众中新的流行语,包括网络词语,大声疾呼“语言混乱了”,要“警惕方言回潮”, “清除语言污染”,看到字母词,惊呼“破坏民族文化”等等,危言耸听。 在语言使用中不尊重人的自由权利。对群众中自由、灵活的个性化语言,不同的文体表现出的修辞特色,使用的新词语新用法,横加干涉;或者站在和语言使用者不平等的地位上,以抓别人说话文章的枝节为荣,咬文嚼字,写批判文章。 采取运动式、竞赛式的方法对待语言文字问题。如像“破四旧”一样上街扫除“不规范字”,使群众十分反感;如组织各班学生评分比赛,说了方言即扣分,伴随着的是打小报告和扣奖金,或者弄虚作假,造成教师和学生的压力,以致发生因无意间说了方言而受惩罚的事件。 过分限制方言和方言文化的发展空间,如不准设方言广播,不准拍方言电视剧等,会使方言萎缩。 在上海,除了允许沪剧、越剧、滑稽剧等戏曲存在外，报刊不可登上海方言文章,一个时期还停止上海话的广播,不能发行上海话歌曲磁带,不准上海话的电影电视片播出和方言话剧的演出,也不组织专家审定方言用字,上海方言还停留在不见书面语的状态。加上推广普通话时采取了一些强制的措施,如许多幼儿园小学生在课间休息时也不能说上海话 第四节 现代汉语课的性质、任务、内容和学习方法 现代汉语课的性质：是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现代汉语课的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指导下，讲授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