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音乐人没有完全幸福.docVIP

喜欢音乐人没有完全幸福罗大佑先生没有办法像陈奕迅一样时不时冲观众席上的粉丝扮鬼脸，也绽放不出如章子怡般令人如沐春风的微笑，或学学慵懒倒在桌上的郑钧，一副“爱谁谁”的放肆劲儿。大部分时候，在《中国最强音》的导师席上，他双手抱胸、正襟危坐。 绝非刻意摆出这种姿态以显示江湖地位，而是罗大佑太不适应电视了。他担任音乐评委的唯一经历是1980年代在香港。“这是一档选拔创作者的比赛，而且在正规演奏现场，我记得在香港学院礼堂，700人座位，钢琴都是9尺的。” “我是很反感摄像机对着我的。” 4月10日，《中国最强音》上海站的录制结束后，罗大佑在下榻酒店接受了《人物》记者的第一次采访。他的对面摆放了一台用来拍摄本刊视频的摄像机。“这是做什么？你们不是一家杂志吗？”他立刻显得很不高兴，“这太奇怪了，太奇怪了。”罗大佑几乎难以安坐，试着几次开启话题却语不成章。在他强烈的要求下，摄像机被撤掉了，他如释重负地瘫倒在椅子间：“这就好很多了嘛。” 罗大佑安然处于一种“被遗忘的边缘状态”。他说自己不怕，“我是那种死掉之后，只要我的歌还能流传，不用记得我是谁都没有关系的。只要歌还在就好。” 他的歌不断被传唱，30年间创作了200多首歌曲，华语歌坛没有人像罗大佑那样，持续不断地写歌、写那么多好歌——但他讨厌别人叫他“音乐教父”。“谁说我是音乐教父？我从来没有认过这个事情，我不喜欢。”他说，“我不好为人师，这是很难受的一个事情。罗马教皇不是刚刚辞职了吗？搞这种类似宗教的称呼，肯定有什么阴谋诡计在里面，迟早被暗杀掉。” 他仍然在创作，已经写了70多首歌曲，只是尚未达到他的发表标准，这些歌不是口水歌，他不想以娱乐方式证明自己。60岁的年龄要写一些“更有分量的歌”，他力图在这个更快的世界用缓慢的创作频率存活下来。 他告诉《人物》记者：“我是因为唱了自己的歌，而变成了大家熟悉的那个人。我是可以完全放弃歌手这个身份，没有问题啊，可是我不能放弃自己是一个音乐创作人。没有这个，我什么都没有了。” 借着有情表达无情 《中国最强音》深圳站，两位歌手上台解释他们并不是组合而是一支乐队，一个成员有事来不了。罗大佑很气愤：“乐队必须所有人都在才算一个乐队，少一个人就不是乐队。” “我非常生气。”罗大佑事后当着记者依旧无法平息这股怒气：“不能这个样子的，这个笑死了。乐队是一个team，有一个人不能来演出，一定大家都不要来。我觉得太马虎了，太混了，太不尊重乐队这个字了，不是临时工一起凑和玩玩就算了，怎么会是这个态度的？” 1970年代开始创作，罗大佑就以一种极为严格的方式自我要求。 罗大佑出生在台湾一个医学世家。6岁在父母严格的注视下开始学习钢琴：每日练习30分钟，一分钟都不能差，精确到秒针越过12点位置才准停，有时为了保持手背平直，会在上面放一枚硬币。1973年，考入医学院的罗大佑和同学成立了一个乐团，他担任键盘手。 玩音乐是一个奢侈的爱好：要买唱片、乐器。这一切得到父亲慷慨的支持，他是个“老嬉皮”，送了罗大佑人生第一把电吉他。录制《之乎者也》时，罗大佑很清楚自己要做的是跟当时乐坛截然不同的摇滚乐，而台湾的技术条件不可能达到他要的音色和质感。通过日籍同学，他把作品送到大阪，委托当地的乐手编曲、演奏，再把完成的带子寄回来配唱，辗转周折，费用昂贵。父亲掏出新台币60万支援，这笔钱在当年的台湾几乎可以买下一幢房子。 《童年》断断续续写了5年，这首歌一共5段，一年写了一段。当时的女朋友张艾嘉心急，抢先拿去唱了。《伴侣》开头用“起初”还是“首先”，他想了3个月，和音都录好了，词还没决定。“在词和曲配合100%和谐前，我是不会拿出来发表的。”就像一股在牙齿与喉咙间吹糜生长的气体，罗大佑的词曲意境绵延难以分开，这让他在华语乐坛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词曲咬合。 台湾乐评人马世芳认为，1980年代，罗大佑的3张专辑在技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未来的主人翁》丰富、深遂的音场令人赞叹，《亚细亚的孤儿》动用儿童合唱、军用大小鼓和送葬用的唢呐交替出的摄人的气势，《爱的箴言》简单一架钢琴，自弹自唱营造出空间感，罗大佑彻底推翻了“流行歌曲就是风花雪月”的论断，用精确饱满的旋律表达生命体验。 日后罗大佑曾谈到医科背景对他的影响：“我想整个医生的行业，都是在学习怎样面对生命、尊重生命。音乐也是这样。创作都要讲感情，感情是生命力最重要的东西。医生看的生死比较多，可能会无情一点。医生是借着无情表达有情，创作则借着有情表达无情。” 一个不得不随遇而安而随遇而安的人 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后，罗大佑每一张新专辑都代表令人吃惊的进步和对自我的超越。他的创作主题繁多：从政治民生到情歌小调。高晓松说：我很羡慕罗大佑能写出大情怀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