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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及国企产权关系法律定义演变国企改制与《公司法》的诞生（上）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国有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尴尬，原先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国有企业制度设计，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了。国有企业的诸多问题渐次浮现，举国上下都开始集中精力思考国有企业改制问题。 当时对于学术界来说，探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厘清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国家与企业应是 所有者和占有者的关系 对此，一种意见认为，国家与国企之间的财产关系，是建立在代理基础之上的，企业是代表国家在行使财产权，即所谓“代理权说”。另一种意见认为，国家将所有权中的占有、使用和受益权交给了企业，而将处置权保留在国家手中。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企业的财权越来越大，这种思路基本上已脱离实践。 当时经济学界亦有人提出，企业和国家之间应该是一种租赁关系。与“租赁说”相比，更离经叛道的一种观点就是“独立所有权说”。这种观点认为，国家所有制并不是全民所有制的唯一形式，并且也不是最好的形式，因此，企业应该对生产资料占有独立、完整的所有权。 我记得无论在法学界还是经济学界，当时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经营管理权说”。这种观点认为，企业对国家所有的财产，享有经营管理权。 我当时对这些说法都不是很同意。于是，我和同事康德琯、田建华联合撰写了“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财产关系应是所有者和占有者的关系”，发表在1984年第4期《法学研究》上。 在我们看来，在国家所有制中，国家和企业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基础上的，即国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国家毕竟不是法人，一般情况下也不参与民事流转；企业是直接参与民事流转的法人，但却不享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我们当时认为，这种情况只能用国家地位的双重性以及企业地位的双重性来解释。国家地位的双重性，即国家既是主权者，又是所有者。而企业地位的双重性，即企业既是权利的主体，又是权利的客体。这两个双重性，共同说明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即国家和企业之间存在双重财产关系，即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企业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而且，具体地说，国家所有权是国家对生产资料能最终支配的物质基础，而企业的占有权则是企业能进行相对独立经营并享有自己独自利益的直接依据。 在这些看法的基础上，我们大胆地提出，从法律层面来看，国家所有制就是国家所有权和企业占有权的有机统一。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应该表现为财产所有者和占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界定权利关系，法律才能进而规定所有者和占有者各自的权利义务，以及违背各自义务后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而且，在这种情形下，一旦企业的占有权遭到侵犯，企业才有权取得类似于对所有权的保护。当时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界定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才能既保护和巩固国家所有权，也能保护和扩大企业财产权，给困境中的国有企业一线生机。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时，最终在第2条规定：“企业的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这种立法规定，等于说是确立了“国家享有所有权，企业享有经营权”的国有企业经营模式。这部法律出台后，国家和国企之间的关系已经明确，原来的各种探索和争论，也就告一段落了。 《转机条例》：朱镕基的药方子 但是，《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出台，并没有使国有企业彻底走出困境，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仍然受到重重限制。而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上下重树改革开放的旗帜，国企改革亦期待大动作、大突破。 在这种背景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决心再搞一个《全民所有制工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下称“《转机条例》”）。1992年6月30日，国务院第106次常务会议通过了《转机条例》；7月23日，《转机条例》正式对外发布。 朱镕基同志很重视这个条例，在《转机条例》出台前，他亲自主持召开四次会议，我参加了其中一次。朱镕基谈到，这是挽救国有企业的最后一个药方，必须把给企业的经营权落实到最大范围。《转机条例》第二章“企业经营权”第6条至第22条中，详细地说明了国有企业经营权的14项内容，即生产决策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出口权；投资决策权；留用资金支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奖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 就这个规定来说，《转机条例》中所列举的逐项权利，已经是当时国有企业经营权定义中的，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这一原则最大限度的规定了。 但就像其他立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