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哲烈士遗骨回归故里.docVIP

张伯哲烈士遗骨回归故里张伯哲烈士遗骨历经艰难辛苦寻觅终于找到，从台湾护送回到家乡安放！2012年6月15日，广东普宁泥沟乡举行“张伯哲烈士骨骸魂归故土安放仪式”和老同志座谈会。作为伯哲的好友，我为此写了“孤岛战顽敌 志在填海 壮烈牺牲家国恨 弥高吊忠魂 满目青山 碧血英雄死犹生”这副挽联，并把这副挽联带到烈士墓前，呈献给烈士在天之灵。 六十余年来，伯哲被杀害之后的遗体被丢弃在台北郊外荒野乱冢之间，他的灵魂在六张犁和马场町墓地上空飘荡。那里荒烟衰草，阴风冷雨，令人哀念莫已。今日魂兮归来，遗骨回归故里安放。这在泥沟乡、在普宁市的革命历史上，是一件很有意义、值得书写的大事。对于伯哲烈士的家属和乡亲父老，以及他年青时代的战友而言，也是值得纪念的。面对着这样一个庄严肃穆、充满革命氛围的场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在悲痛伤心的同时，也得到了一丝欣慰，毕竟，伯哲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志，我们普宁泥沟乡杰出的好儿子。今天，他从海上归来，回到老家，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永远永远安息了。 伯哲与我在韩山师范同窗共读，整整三年，结下深厚情谊。尔后，在同一条战线上，一起参加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我们有着共同的人生理想和政治信念，决心为推翻独裁统治和黑暗腐败的旧社会，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终身。在大陆，我们为此而参加革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共同的理想和信仰不惧抛头颅、洒热血。1947年1月，伯哲接受香港中共华南分局的委派，潜入台湾从事地下革命斗争，他路经上海，我在黄埔江的码头上，送别了他。几个月之后，我在复旦大学毕业了，听从伯哲的召唤，服从革命的需要，也到了台湾。1947——1949年整整两年，我和伯哲的公开职业和具体工作岗位虽然不同：一个在台中南投地区的林业管理所任公务员，一个在台北地区的基隆中学任教，但是，我们始终在同一条战线上，在同一个战壕里，为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协作配合，并肩作战。在那两年的地下斗争中，我和伯哲情同手足，感情深挚，许许多多往事铭记在心，难以忘怀。 我们俩在台北植物园里，在基隆河潺潺流水的堤岸上，在阿里山山腰那座空旷幽静的木屋里，在日月潭泛舟遨游的小船上，还有在台中农场作为我紧急隐蔽避难的鸡寮里，……这许许多多的地方和情景，以及多少次倾心交谈的话语，宛如昨日，记忆犹新。从1942年9月韩师毕业分别后至1947年又一起在台湾工作，伯哲这几年的战斗经历，过去在我的脑海里几乎是个空白，知的很少。在台湾，在多次聚晤叙谈中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我聆听伯哲生动地讲述他在坪石中山大学的学习和工作的情况，在东江和韩江纵队担任政委和指导员，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经历；在揭普惠地区建立情报交通站，组织武装队伍打击日伪军的战斗故事。以后，他转战潮澄饶，从公开的武装斗争转入潮安县，担任该地区中共工委会书记的地下秘密活动。1946年秋，中共华南分局调动他到香港筹办培侨中学，不久又派他潜入台湾……一幕幕紧张激烈的战斗生活，伯哲讲述得真切生动，留给我深刻的印象。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溃退孤岛上的国民党独裁政权垂死挣扎。5月19日，警备司令部发布“戒严令”和“惩治叛乱”、“检肃匪谍”两个条例，开始搜捕镇压行动。对地下党和党外的左派人士，进行大搜捕大屠杀，形势日趋紧张险恶。1949年8月，中共台湾省工委地下党报《光明报》被破获，基隆中学十多位教职员和学生先后被捕。接着钟浩东领导的基隆市工委会整个被摧毁。基隆市和基隆中学案件，拉开了白色恐怖的序幕，全岛一片风声鹤唳，血腥遍野。我和三几位同志侥幸出走，成为“逃犯”。在危急时刻，在台中地区工作的谢汉光、张伯哲和梁铮卿具体安排我隐蔽，掩护我撤离台湾。几个月之内，台北、台中、台南地下党组织一个个被破坏。1950年4月5日，伯哲不幸被捕，被解押到台北监狱，经受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于1950年12月8日英勇就义。在此前后，我熟悉的几位地下党员钟浩东、林英杰、张奕明（张瑞芝）、钟国员、罗卓才、谈开诚、梁铮卿等人也先后被捕牺牲。方弢（方泽豪）在基隆中学第二次“出事”时，与张奕明等人同时被捕，1950年11月3日，也被作为“老共产党员、残余匪谍”，加以“进行叛乱活动”的罪名，公开杀害。 在台湾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中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党外进步人士，据较为确切的报道约有4000人左右，被以同罪判处有期或无期徒刑者约8000——10000人。我得知伯哲英勇殉难这一噩耗是在翌年的夏天，但烈士证明久未落实，“文革”那场政治浩劫还波及他家乡的老慈亲及其亲属。一直到1993年春，在香港华南分局工作的徐森源同志寄来6月27日的《大公报》，不久，中共天津市委对台办主任徐懋德同志也寄来台湾《中国时报》，报上几篇文章同样报道：“台湾一批社会人士和白色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