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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保理的市场问题和法律研究 作者：万波、唐晓韵 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和大家交流一下商业保理这个新兴行业的市场和法律问题。在当前形势下，商业保理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保理行业，经过20多年的探索，尤其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连续几年高速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平台上。 根据FCI的统计，2011年度，中国的国内保理和国际保理业务量首次超过英国，位居世界第一；业务量绝对额达到2700亿欧元以上，折算成人民币为2.24万亿。而2011年末我国证券行业的资产总规模是1.57万亿；公募基金的资产总规模是2.2万亿，由此看见，保理的体量已非常庞大了。 但上述数据主要是银行保理的业务量，商业保理发展还刚起步。2012年，应该被称为“商业保理元年”。2012年6月份，商务部下发了419号文，允许在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开展商业保理试点《CEPA补充协议九》，企业应收账款占流动资金的比重为50%以上，远远高于发达国家20%的水平第一，我国在90年代初曾爆发的“三角债”风波，一度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社会信用极度缺失，商业信用退化到不得不以货易货的地步，朱镕基总理上任伊始的第一仗就是坐镇东三省清理三角债，我国领导层对此有深刻体会，高度重视应收账款问题。第二，近些年零供关系日趋紧张，大型卖场与国内供货商之间屡屡爆出矛盾，引发商务部等政府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商务部目前将商业保理定位为信用服务业，希望推动商业保理以缓解零供关系，我们在担任浦东新区商业保理评审专家的过程中，就将特定商业保理企业的设立是否有助于改善零供关系也作为评审的重要考量指标之一。第三，十八大明确提出要鼓励民营经济进入金融领域，引导民间资金向比较收益较高的第三产业投资，商业保理的大发展离不开我国金融领域开发的大背景。最后，94年财税改革形成的“财政分权、金融集权”体制，目前看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基层金融、微型金融的发展，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引起中央高度关注，从目前金改政策和理论取向看，双层金融监管体系的推动力明显，地方政府启动商业保理这一准金融行业的时点，也是借了这股东风。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保理的标准模型即双保理模型。其业务流程包括两大循环。第一个循环是一个额度核准的流程，从有贸易意向，到申请额度，到额度核准，最后是签订保理合同；第二个循环是一个应收账款转让、再转让，到最终收回的过程。两个循环共同构成了整个保理服务。 从法律关系上分析，单保理的法律关系包括：（1）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商品买卖或服务合同关系（“基础合同关系”）；（2）债权人与保理商之间的保理合同关系；（3）保理商因受让债权而形成的与债务人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双保理与单保理相比，多了一个保理商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InterFactor合同关系”）。 保理市场的发展情况 让我们看下面四张图表，可以反映保理行业的发展情况： 图1显示的是2005年以来，全球保理业务量的增长趋势，可以看到从2005年到2011年，全球保理业务量翻了一番，平均年增长12%。而且金融危机爆发后，呈现一个漂亮的“V”型反转，增速更快。 图2显示的是2005年以来，五大洲保理业务量的增长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在亚洲、非洲这样的新兴市场地区，保理业务量的增速更为迅猛，其中亚洲的增速排名第一。 图3反映了中国保理业务量的增长趋势，在主要经济体当中，中国的保理的增速排名第一，平均年增长达到惊人的96%。2011年度业务量更是一举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 图4反映了全球保理业务量的分布情况，截止2011年度，欧洲仍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亚洲排名第二。其中，中国一个国家就占13.6% 从上面四个图表，可以很直观地看出，近年来全球保理业务量增长的大致趋势。2012年的FCI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度，全球保理业务量为28110亿美元，相比2011年增长近8%，其中增速最快的市场是香港（+69%）、俄罗斯(+66%)、波兰(+37%)、中国大陆(+26%)和墨西哥(+24%)。 保理的立法和法律渊源 与市场高速发展相对应的，是保理立法的相对滞后。许多对保理业尤其是商业保理密切相关的制度环境未建立起来，上海、天津两地的试点办法亦有待完善，譬如：财税（营业税重复征收、拨备税前抵扣）、征信系统接入、产品线完善、信用风险分担等问题，当然其中也包括法律制度缺失问题。 首先从国内法的角度来看，我国尚缺乏专门的立法和规则。只有零星的规范，主要包括四大块，一块是央行、银监会针对银行保理而颁布的规定，主要是强调银行保理应纳入银行统一授信管理；第二块是外管局就银行出口保理的外汇核销而颁布的规范；三是银行业协会的一些自律规范；真正针对商业保理的就是商务部419号文及上海、天津两地的试点办法。目前的实践中保理只能是根据《合同法》第79-83条关于“债权转让”的原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