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同构基础上及相融共生.docVIP

文化同构基础上的相融共生 □何中华 　　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地反思的结果,它同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民族性距离,也有时代性差异。但是,既然它们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积淀起来的优秀成果,必有其可通约之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历史进程和丰富经验本身,也充分证明了存在着两者彼此融合的内在可能性。我们以往注意它们差别的方面多,而揭示其亲和性的一面较少,现在是应该着重做这方面工作的时候了。因为这项工作,也是提升我们文化自信心的需要,是建构文化强国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需要。 　　理论选择的背后,除了实践选择,更是文化选择。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解释学背景 　　“五四”运动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本土的重要契机,当时“西学东渐”日炽,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潮、学说、理论花样繁多,不下十几种,但为什么单单马克思主义最后胜出,被我们选择和接受?这绝非偶然。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当然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契合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需要,但从更深层看,它还是中国文化选择的结果。离开了文化上的亲和性,单纯的历史需要不足以使他者文化的中国化成为可能。因此,理论选择的背后,除了实践选择,更是文化选择。没有文化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可能实现。 　　理论传播就像植物移植,倘若水土不服,最后也难以成活。中国传统文化同欧洲大陆哲学之间具有某种亲和性,而同英美传统就存在清晰的异质性,譬如英美传统的自由主义和分析哲学,就很难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获得实质性的生存。严复译介英国的自由主义,胡适译介美国的自由主义,都未能在中国“成活”。分析哲学虽然早已传入中国,但也并未真正“扎根”。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归根到底不能不有赖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某种同构关系。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解释学背景。未经中国传统文化中介的马克思主义,是无法融入中国本土的,也不可能真正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和结果。这种中国化的过程,决不是简单的比附或格义,而是内在的会通。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所谓“民族形式”包括“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其中自然包含语言层面。语言不仅仅属于形式,还必然具有内容。海德格尔说得好:“语言是存在的家。”一种语言实际上就表征着某个特定民族的存在方式。在此意义上,语言是文化的,既是其形式,也是其内涵。它积淀着一个民族的生存史和发展史,同时也浓缩着这个民族的生存智慧,内在地蕴含着它的哲学理念。所以,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实质上就是两种文化在其本根处的相遇、翻译、对话和融会贯通。 　　马克思主义对“实践”至上性和优先性的强调,与追求“知行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内在融合的最典型体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领会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质和特点,也就把握了这种融合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理路。 　　毛泽东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就已传入中国,但何以未能形成气候,而只是到了十月革命爆发,才真正被中国社会所接纳和认同?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强调“效验”的传统,譬如墨子有“三表”说,不仅要求“本之”、“原之”,更在意“用之”；荀子有“符验”说,主张“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韩非子有“参验”说,所谓“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十月革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力量,这无疑是中国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由。而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一致之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原因。青年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曾经批评罗素的学说为“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为“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知了就要行”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合一品格的体现和诉求,它成为毛泽东选择外来思想的重要尺度。正是基于这一点,毛泽东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 　　青年毛泽东就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诗句,它透显出毛泽东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民族的救世情怀和抱负,浓缩并折射着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拯救情结和担当意识。《论语·泰伯》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张载也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与此相似,马克思自少年就立志“为人类而工作”,到了大学阶段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