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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农业保险准备金制度摘 要 受益于国家惠农政策，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近七年的时间内得到了爆发式的增长，参与业务经营的公司已超过二十家。同时，由于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复杂性，在涉及准备金提取与使用的财政政策方面，仍需要不断完善。本文主要针对现行的农业保险准备金的财政政策，结合我国现阶段农业保险的实际情况，分析了现行政策的不足，同时提出了完善政策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 政策性农业保险 巨灾准备金 财政制度 研究与建议 中图分类号：F840.65 文献标识码：A 距离2005年在上海、浙江、吉林等地相继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到现在，政策性农业保险已经在我国保险行业经历了8年左右的探索阶段。与当初的设想相比，我国政策性农险在经历了一系列配套的法规出台、费率调整、经营规范、风险管控经验积累和不断改进的同时，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比如费率厘定的合理性、两核的双背离性、风险分散方式的单一性等等，特别地，在农业风险准备金制度方面，存在着一些不够规范的地方，随着政策性农险业务范围和数量的不断扩张，而逐渐显示出其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和隐患。 本文从现有制度存在的问题出发，以协调政策性农业保险涉及的多方利益为原则，结合我国现阶段保险行业的实际情况，分析可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并指出了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现有准备金制度分析 （一）存在的问题。 我国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准备金计提的规范不够完整。除了在2008年财政部金融司下发的《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下文中简称）、2009 年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保险公司提取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下文中简称）以及2011年保监会下发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问题解答第12号：变额年金、农业保险、季度报告预测信息》（下文中简称）中，涉及了关于巨灾风险准备金计提释放和财务处理的大致操作规范，并未对其他如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做出特别规定，这对于风险规模和特征都较为特殊的农业保险来说，又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在这些仅有的政策当中，对巨灾准备金计提释放的具体操作方式规范的亦不够清晰，且与财政部会计司下发的新会计准则中不允许计提未发生巨灾准备金的要求有所不符。 另外，对于巨灾准备的报表列示处理也未给出明确规定。其实在2009年的《通知》和2011年的《规则》中，已经通过解释其预期负债的本质和偿付能力资本（权益）的形式，对其会计报表处理做出暗示，但终究并为给出实务操作中的具体规则，导致各公司根据不同的理解进行了几年各异的列示方式：如，安信农业由于具有跨年农险业务，便将其列入“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其他各涉农公司，基本会单独开设权益类账户“巨灾风险准备金”，其中阳光农业又分别开设了“大灾风险准备金”和“巨灾风险准备金”两个权益类账户。 其次，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应该从哪个层面进行提取和释放，也未给出明确规定。当一家涉农财产险公司在多个不同地区开展种植险业务，试图在空间上分散风险的同时，由于不同地区“丰歉”状况往往不相关，当各个业务地区的巨灾准备金在总公司层面汇总，而又在某个地区业务恶化时得以释放，就此便引发了地方财政的变相转移支付问题。而就考核业务质量以及利润指标来说，在业务涉及地区层面提取和释放才比较合理（如安华农业），这样也避免了转移支付，但也失去了使风险在空间上分散的机会。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公司财务管理之间的矛盾没能在某种制度中得以制衡。 再次，从政策性农险的“准共同用品”特性和政府主导经营的角度考虑，政府和公司职能定位在相关规范中没有得到明确体现。而得以体现的途径，便是通过规范巨灾准备金的计提规则与具体指标，使得政府达到控制代理农险公司对财政支持利用的目的—而现有规定中并没有给出这样一套统一严格的标准。2009年的《通知》仅给出了“不超过补贴种植业险种当年保费收入25%”和“以丰补歉”这两个大的指导性原则，而农险所涉及的各方，均在关注各自的利益—投资人希望通过操纵准备金控制利润规模以防止过高农险利润率，导致向国家相关部门发出需要降低费率的信号；地方政府则希望控制利润以减少地方财政流入公司可分配利润；而公司管理层则更希望尽量提高利润率，因而导致了公司背离现有规范本身引导财政支出专款专用的初衷，使得在实务中无法达到配合政府优化社会福利、保护农民利益和维持财政稳定的合作共赢之目的。 （二）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和结果。 不完整的准备金制度容易导致各公司无章可循地散乱操作，从总体上看，巨灾准备金的提取规则时常变动，可能会直接导致准备金不足，由于公司对政府最后的灾害救济具有依赖性，间接使得公司不具备谨慎提取准备金的动机，在调整提取规则时容易根据自身愿景进行操作，从而引发道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