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民族戏剧运动及中国国剧运动.docVIP

爱尔兰民族戏剧运动及中国国剧运动在爱尔兰民族戏剧运动的直接启发下，中国开展了“国剧运动”。倡导者提出“认清目的”、“研究方法”，即仿效爱尔兰戏剧运动而力图实现中国民族戏剧的振兴，努力实践一种艺术化而非问题剧式的戏剧，但因当时社会环境所限，这样的理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并惨淡收场。时过境迁，从当下的角度看，国剧运动的理念具有很高的价值，它所体现出来的“宏大的视野”、“贯通的思维”、“辩证的方法”等思想对今日中国的文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爱尔兰民族戏剧运动；国剧运动；问题剧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087-04 马慧（1981-），女，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欧洲文学。（山东济南 250014） 爱尔兰文艺复兴（1885-1940年），是爱尔兰文化界发起的以英一爱作家为主体的文化运动，以叶芝、辛格、格雷戈里夫人及奥凯西为主要代表，作家们力图从传统文化中汲取题材，治疗民族心理创伤，重振民族文学和文化。在这其中，作为其主要组成部分的戏剧运动取得最大的实绩。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余上沅、赵太侔等一群知识分子对爱尔兰民族戏剧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在它的直接启发下，发起了“国剧运动”。 一、理念上对爱尔兰民族戏剧运动的借鉴 在《国剧运动·序》中，余上沅有一句具有总结性质的话：“认清目的，研究方法，巩固经济：这三件是国剧运动的第一步。”其中，“认清目的”和“研究方法”是解读“国剧运动”思想的两个关键点。 （一）“认清目的”：余上沅以易卜生为对照 余小沅认为易卜生戏剧在当时进入迷途，戏剧变成了问题的堆积，通过揭示问题将戏剧变成了宣传工具，这丧失了戏剧的通性——艺术。 20世纪20年代前期的中国戏剧界，易卜生在中国引起蓬勃热潮。以诗文为正统的中国古代文学，曲从来都被划到俗文学一类，仅为大众消遣之乐。但在国外，戏剧尤其是以易卜生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戏剧理念的带动下，戏剧（当然非传统戏曲）成为民族救亡中的重要角色。胡适发表于《新青年》的《易卜生主义》成为戏剧界的风向标。文章开篇讲到：“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最后一节中提到：“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晓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因此，易卜生式的戏剧占据了当时戏剧界的主流，模式渐渐固定，成为宣传新思想的有力武器，这与当时拯救民族危亡的革命热潮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对戏剧社会意义的强调，也造成了艺术性的无暇顾及。 余上沅等人正是深感艺术偏废的严重性，乃参照爱尔兰民族戏剧运动，重申艺术性。他在《国剧运动·序》中写道：“固然，西洋戏剧的复兴，最得力处仍是易卜生的介绍；可是在中国又迷入了歧途。我们只见他在小处下手，却不见他在大处着眼。……他们不知道探讨人生的深邃，表现生活的原力，却要利用艺术去纠正人心，改善生活，结果是生活愈变愈复杂，戏剧愈变愈繁琐；问题不存在了，戏剧也随之而不存在。通性既失，这些戏剧便不成其为艺术（本来它就不是艺术）。”在《国剧运动·戏剧的歧途》中，闻一多也表述了相似的观点：“你们的戏剧家提起笔来，一不小心，就有许多不想干的成分黏在他笔尖上了——什么道德问题，哲学问题，社会问题……都要黏上来了。问题黏的愈多，纯形的艺术愈少。”对于戏剧中除却思想（且常常是设定的思想）之外再无一物的倾向，这些理论家坚决抗拒，否则，戏剧无可称为戏剧。 爱尔兰民族戏剧运动兴起的背景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很相似，民族命运奠定着文学的基调，但是，剧作家们并未完全被宣传需要所制约。叶芝的初衷是改变当时商业性戏剧占据主流的局面，使真正严肃的戏剧得以上演，使民众受到教育。“在大众消费层面上，小说和散文等文学作品只能是提供给个人的一种消费形式，而戏剧却可以把大批观众聚集在一起，以群体消费的形式，达到戏剧所具有的潜在性公众教育的效果。”虽然有功利层面的目的，但绝没有以牺牲艺术性为代价。他的戏剧是诗剧，充满诗的优美沉静，以诗化的象征使作品具有多重解读的可能性。在早期，叶芝与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联系甚密，这一时期的戏剧是大众戏剧，但随着辛格早逝及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中期开始转向客厅戏剧，借鉴日本能剧，通过背景、舞蹈和舞台设计等表现手法的改造达到间离效果，而使作品进一步艺术化，对象日益精英化。辛格在1926年就有郭沫若翻译的《约翰沁孤的戏曲集》出版，收有其全部六部剧作，是爱尔兰民族戏剧运动中唯一一位所有作品都有中译的作家。辛格以最具爱尔兰特色的景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