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历史密钥-施政包容性.docVIP

盛世历史密钥:施政包容性时至今天，贞观之治的政治思想、原则及智慧仍需予以深刻审思，其中施政上所体现出的包容性颇值珍视。 如所周知，唐太宗在位的贞观年间（627～649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封建治世的典范——“贞观之治”。贞观之治不仅取得了突出的经济成就，为民生改善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也形成了一系列开明的政治思想和原则，取得了卓越的政治成就，体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不仅为有唐一代的施政创立了规制，有力推动了大唐帝国的强盛，而且为后世封建王朝留下了丰厚的施政遗产，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天，贞观之治依然为国人萦怀追慕，其政治思想、原则及智慧仍需予以深刻审思，其中施政上所体现出的包容性颇值珍视。 概要而言，贞观之治的施政包容性，可举出如下数端。 尊重和正确对待不同的政见尤其是针锋相对的政见，是大智慧 贞观二年（628年）正月，唐太宗对魏徵说：“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答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主张在方针政策的制定上要正确对待不同的政见，虚怀博纳，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情况。唐太宗对此深表赞同。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询问宰相房玄龄、萧瑀，让他们谈谈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两人回答说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唐太宗说，你们的看法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他指出隋文帝的缺点是“事皆自决，不任群臣”，虽然十分勤奋劳苦，但结果是处事未必都合乎事理。唐太宗认为，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事情千头万绪，千变万化，可谓一日万机，是不可能以皇帝一人之智进行决断的，必须信任宰相，委任百司，发挥集体的智慧和能力。 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又对大臣们说：“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这种真诚纳谏的精神和不以皇帝为独尊的开阔心胸，能够容得下、听得进不同的政见，方针政策的制定常常是经过充分的讨论和权衡，有力促成了贞观政治的集思广益和优良政风，促成了政治清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关键是尊重和正确对待不同的政见尤其是针锋相对的政见，显然是政治上的一种包容和成熟、一种豁达和开放，是大度量，也是大智慧。与其相反，不了解全面情况，偏听偏信，狭隘固执甚至刚愎自用，历来是施政之大忌。 戴胄以“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为由，反对唐太宗有时以私情断狱 唐太宗十分重视立法和执法，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要求认真立法和公平执法。戴胄以“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为由，反对唐太宗有时以私情断狱，唐太宗对此予以嘉纳。魏徵反对“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受到唐太宗的赞赏。唐太宗还认为不能以自己所下的诏、敕等代替法律，认为“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在中国封建帝制王朝时代，“诏敕入律”，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文告可视同法律。唐太宗不这么认为，也不主张这么做，并命令大臣们“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襟怀。唐太宗还提出了“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国家法令，惟须简约”；“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等立法执法思想。这些思想在贞观十一年（637年）制定《唐律》时得到了贯彻，保证了《唐律》的约而有要，并奠定了后世封建王朝法律的基本模式。学界公认，《唐律》是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在中国法制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教讲论”成为了有唐一代的传统，体现了政治指导思想上的兼容和多元 唐太宗大力提倡儒学，但也认为佛教和道教皆可益于教化，利于施政，说：“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穷其宗也，宏益之风齐致。”确立了“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三教并用”的政治指导思想。这与汉代自武帝之后“独尊儒术”的政策相比，显然具有兼容性。由于各有自己的宗旨和理论体系，三教之间的冲突辩难时有发生。 唐高祖、唐太宗等皇帝都曾召集三教头面人物进行“三教讲论”，即所谓由皇帝主持的“廷争”，就三教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辩论。“三教讲论”成为了有唐一代的传统，不仅有利于三教间的相互借鉴和吸收，而且体现了政治指导思想上的兼容和多元，促成了相当宽松和自由的思想氛围，促成了唐代文化宏大开阔的多元发展格局。三教之间经过唐代长期的相互吸收融通，为宋明理学的形成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宋明理学实际上是三教融合的产物，成为宋明以来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涵。其中儒教着重于人与人关系的调整，追求社会关系的和谐；佛教讲求人的身心的内外协调，侧重人的自身矛盾的调节；道教讲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和平衡。可以说，三教各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