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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农农民退出承包地影响因素研究摘 要：有序推进离农农民市民化并逐步退出其承包地，是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重要环节。根据Logistic模型对河南、湖南、四川和重庆4省市1 086离农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寻求最大化经济补偿收益及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是离农农民退出承包地的两大动力引擎；离农农民退地意愿和行为受退地过程中产生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约束；离农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及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将对农民退地进城产生促进作用；对退地后工作稳定程度及生活状况的预期，是离农农民考量退地风险的主要因素。因此，不但要消除“城乡二元制度性壁垒”，还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经济性壁垒”；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考虑农民退出土地的意愿，要充分保障退地农民的权益，切实降低退地风险；要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大购房补贴力度，以降低离农农民的退地进城成本；应加强农民就业培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离农农民的退地能力。此外，还要建立传统身份农民退出与职业农民进入的联动承接机制，以实现农业现代化。 关键词：离农农民；承包地退出；退地成本；退地收益；退地能力；退地风险；城乡二元经济性壁垒；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民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F311；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13 一、引言 农民的离农发展是现阶段中国最普遍的经济社会现象之一，有数据显示，2011年底仅农民工就达2.53 亿人（国家统计局，2011）。而农民的职业流动、变迁与分化悄然改变着农民与承包地的关系。随着农民离农人数的增加、时间的延长及其融入城市的持续强化，其对土地的依赖度不断弱化（中国农民工战略研究课题组，2009），农业劳动力的大量析出导致部分耕地撂荒（曹志宏 等，2008），并呈上升趋势（田玉军 等，2010），这为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和承包权退出提供了可能。但承包地持有的低成本、流转的低收益以及较重的保障功能严重地束缚着农地的流转（黄延延，2012），离农农民承包地持有并撂荒的行为对耕地质量保护、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现代化土地规模需求造成了激烈冲突（李秀彬，2008）；同时，离农农民缺乏永久性迁移的不完全城市化（陶然 等，2005），阻碍了中国城镇化进程。 本文所指的“离农农民”，是指从业和收入不依赖农业的农民（户），主要包括从事非农劳动的离农务工经商农业转移劳动力、升学和参军离农人员、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民、不能再从事农业生产的老年农民、农村五保户等。本文所指“承包地”，是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户承包的耕地。离农农民“承包地退出”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使用权退出，即农民全部或部分退出承包地使用权，依然享有承包权，也就是学界通常指的承包经营权流转；二是承包权退出，即农民全部或部分退出承包权，不再承包耕地，退出以农业户口承包的耕地，向市民化转移。本文所研究的“退地”是指后者，即承包权退出我国离农农民承包地无论是使用权退出，还是承包权退出，均能有效促进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解决当前耕地撂荒与农地规模经营问题。但使用权退出仅是我国特殊农地制度下的暂时策略，承包权退出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农业人口。“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重要环节和破解当前城乡二元难题的根本途径之一（胡锦涛，2012）。 。 从世界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农民土地退出路径和影响因素来看，各个国家有明显差别，而差别形成的原因在于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和基本政策以及这种制度安排和政策对农民土地权力行使行为的激励和约束。西方国家农民土地退出是建立在土地产权私有、土地资本要素自由流动和市场化交易基础上的，农民经营或放弃土地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而在中国，特有的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城乡户籍制度以及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等制度安排和惠农政策，构成了影响中国农民行使和退出土地承包地权利行为的基本制度框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特别是《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等规定构成了农民退出承包地的法理基础。加快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减少农村人口、解决土地撂荒、优化农地资源配置、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镇化，构成了农民承包地退出的宏观动力（邓大才，2003；周记，2004；吕天强，2004；文贯中，2008；蔡继明，2009；钟涨宝 等，2010；楚德江，2011；王建友，2011；杜文骄 等，2011）；同时，农民个体特征因素、家庭特征因素、退地补偿预期、城市生活的向往等形成了离农农民退出承包地的微观动力（王兆林 等，2011；滕亚为，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