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业与作诗——元初停止科举与江南作诗热的勃兴 [日]奥野新太郎撰 .docVIP

　　举业与作诗——元初停止科举与江南作诗热的勃兴 　　[日]奥野新太郎撰 陈艳译 　　一、引言 　　元代著名文人欧阳玄（1273-1358）曾在《李宏谟诗序》中说： 　　宋迄，科举废，士多学诗。而前五十年所传士大夫诗，多未脱时文故习。圣元科诏颁，士亦未尝废诗学，而诗皆趋于雅正。旧谓举子诗易似时文，正未然也。（《圭斋文集》卷八，四部丛刊初编） 　　该文所谓“宋迄，科举废，士多学诗”的情形，虽然主要就江南而言，但实际上已有将元初士子学诗的盛况与废止科举的背景联系在一起的意味。类似的说法还有“于是废科举十二年矣，而诗愈昌”（刘辰翁《须溪集》卷六《程楚翁诗序》），“场屋既废，为诗者乃更加多”（牟巘《潜斋集》卷十《唐月心诗序》），“近世学者废举子业，好尚为诗”（何梦桂《潜斋集》卷十《王石涧临清诗稿跋》）等。刘壎（1240-1319）甚至说：“今幸科目废，时文无用，是殆天赐读书岁月矣。”（《水云村稿》卷十一《答友人论时文书》）认为诗文之外，暂停科举对为学而言也是一种幸运。元人的这种看法该如何理解呢？我们有必要首先厘清其时科举及诗歌的关系，方可明暸其中的真意。 　　蒙古于1234年灭金，1276年灭南宋。其后北方大约八十年，南方大约四十年间都没有进行过科举考试，[1]直到仁宗朝才下诏重开科举。在中国古代承担着重要社会使命的科举制度创始于隋代，终结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这期间元代是唯一长期停止科举的时段。从科举制度给予文学的影响来看，元代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前人已有很多关于元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的论述，例如由于停止科举，文人仕途无望，只好将压抑的精力发泄到杂剧的创作中。[2]关于排除在科举之外的诗歌，日本吉川幸次郎曾在《元明诗概说》中指出： 　　十二世纪末蒙古的征服，与其说是打击了，还不如说是推动了这种趋势（引者注：市民诗歌的盛况）。首先“科举”的停止，这是宣告对汉人参与政治的抑制。我以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探求市民们精力和愤懑的发泄口。都市商业发达的地方（引者注：南方地区），可以朝商业方面活动，这是一个发泄口；另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文学，特别是诗歌。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十三世纪前半叶，金朝覆灭后的北方地区。在那里，失业的文人从事全新文学样式——戏曲的创作，产生了以关汉卿、马致远、白仁甫等为代表的“杂剧”作家，最先出现了中国虚构文学的盛况。这正如我曾在《元杂剧研究》（岩波书店）中详细说明过的那样。但是南方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对于北方，这里文学传统的根基更为深厚，异于传统的虚构文学不会立即出现，文人会首先将精力投向诗歌[3]。 　　根据吉川幸次郎的说法，元代文人是因为科举停止而无法参与政治，才寻求诗歌作为发泄愤懑的出口。而查洪德则认为： 　　南方诗坛的繁荣，除了社会政治的因素外，文化方面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的，这一时期对理学文学观的批判和科举的废止，带来了诗文观念的变革和诗文创作的大解放。（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5页） 　　他指出除了对视诗歌为“末技”的道学反拨外，科举的停止还带来了诗文创作的“解放”。为了验证诸如“精力和愤懑的发泄口”、“解放”这样一些说法，我们必须弄清科举和诗歌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科举的停止对于元代诗歌究竟有怎样的意义？接下来本文将先探讨文章开头所引元人的有关看法。 　　二、科举的停止与重开——以诗赋为中心 　　金朝灭亡之后，太宗窝阔台于1238年进行了戊戌选试，但并未作为常例确立下来[4]。其后在元朝历代有关科举的讨论不绝如缕，但一直要到元仁宗时才正式重新开科。据《元史选举志》记载： 　　至仁宗皇庆二年（1313）十月，中书省臣奏：“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卷八十一） 　　这次事件意义重大，说明元代改变了科举一向重视词赋（诗赋），即韵文的传统[5]。有关科举中诗赋的存废问题以往就曾引起过争论[6]，元初以来这种争论更为激烈，甚至在忽必烈时代已经拟定了废诗赋的考试方案。《元史选举志》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 　　十一月，中书省臣奏，皆以为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帝曰：“将若之何？”对曰：“惟贡举取士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阴阳、医术，皆令试举，则用心为学矣。”帝可其奏。继而许衡亦议学校科举之法，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卷八十一） 　　许衡（1209-81）所议“学校科举之法”，一定是在至元十八年（1281）之前。根据上述记载，至少到至元二十一年，元朝关于科举考试中“罢诗赋、重经学”的基本方针已经确立。其后元仁宗下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