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城中村现象.docxVIP

社会学家李培林先生曾经写了《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书中以那些嵌生在繁华都市里即将走上消亡路上的村落(即“城中村”)为研究对象，作者用羊城村这个虚构的学名来指称。城中村在现代城市和传统村落之间做着妥协并得以暂时艰难的生存下来。这些村落在现代城市生活中表现出来的顽强生命力着实让人感到吃惊并心生敬佩。我们的城市在变大、变美，可是我们也看到在繁华的都市里，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边，不时地兀立着一个个布局凌乱、拥挤不堪的建筑群落，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的外观，也影响了城市管理。这是一些特殊的建筑，它牢牢占据着城市的一部分，有时你诧异仅隔路面的一栋楼后面就有点像另一个世界，这是怎样的一群建筑，怎样的一群人?这就是城市规划区内未完全向城市转型的原农村社区，是在急剧的城市化过程中，原农村居住区域(包括土地、房屋等要素)、人员和社会关系等就地保留下来，没有有机参与新的城市经济分工和产业布局，仍然以土地及土地附着物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初级关系(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而不是以次级关系(业缘关系和契约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城中村”。“城中村”多是处于繁华市区、已经完全没有农用地的村落；处于市区周边、还有少量农用地的村落；处于远郊、还有较多农用地的村落。“城中村”成了中国城市化永远的痛。“城中村”的形成是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极具中国特色的社区现象，它直观地展现了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的不均衡性和发展的不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诸多悬而未决的政策措施，是转型中诸多社会问题的缩影。在我国许多城市， “城中村”已经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顽疾” 。广州在385平方公里的老八区内就有139个“城中村” ；而在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的《北京城中村调查》中，朝阳、丰台、海淀、石景山四城区存在“城中村”331处；西安有 “城中村”417个，涉及42万多人；太原有75个“城中村”，近12万农民；绍兴有“城中村”45个，4．77万户14．93万人；昆明几十万外来人口居住在“城中村”里。“城中村”里环境脏乱、市政设施不配套、治安混乱，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隐患和城市问题，构成了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严重障碍。有人说它是“毒瘤” ，有人形容它是定时炸弹，也有人认为它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最后的港湾和堡垒。有的认为它是城市化过程中原农村区域形成的杂乱无序的建筑群落；有的认为它是指在城市总体规划区内仍然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农村经营体制的农村社区；有的认为它是指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被纳入城市建设用地的村庄，等等。从地理位置看，“城中村”一般是地处城市之中和在城市周边的地区分布，包括城市郊区的部分村庄；从经济结构看，“城中村”都是以非农产业为主要经济支柱，不仅有较大规模的第二产业，而且有比较完善的第三产业；从管理体制看，“城中村”虽地处城市，但仍是农村的管理体制，与城市体制相互制约，形成城与村的掺杂与混淆，由于管理关系不清，责任不明，是城乡管理的顽症；从文化观念看， “城中村”由于受城市文化观念的影响，文化、教育、科技和文明程度较一般意义上的村庄高，思想比较开放，接受新事物较快，人们的法制观念、时间观念、效率观念和现代化观念较强，但较城市而言又受农村传统的乡土观念、宗族观念、血缘观念的影响较大；从生活方式看， “城中村” 由于受城市的影响，人们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人们交往的范围日益广泛，人们的行为主要受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约，家庭规模小于一般意义上的村庄，却大于城市，人们的闲暇生活呈多样化，已逐渐由家庭走向社会；从建筑设施看， “城中村”村民住宅的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一般都大于城市，而建筑质量、装修水平、生活设施和完善程度却往往低于城市，高于一般意义上的村庄；从人口结构看， “城中村”虽身在城市，却几乎都是农村户口，最显著的特点它是外来人口的聚集地，外来人口以民工为主，个体经营户为辅，由于失去耕地，出租房屋已成为一项重要产业，管理难度大，脏、乱、差、黄、赌、毒现象比较严重；从社会功能看， “城中村”较城市仍拥有土地优势，通过自建、联办形式建立了许多农副产品、建筑材料、钢材、汽车、文化、娱乐、商贸副食、家庭装饰，甚至电脑等各类大中型市场和商品聚散地，具有联接城与村经济、文化、科技等功能。在今天和未来的中国城市纷纷为“城中村”而烦恼的时候，我们的眼光也许应当有一点历史感，对产生“城中村”原因的审视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事。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城市化发展迈开了大步伐，开始大规模扩大城市。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和城市外延扩张，这就需要大量征用城郊结合部农民的土地。根据法律，城市所有土地的产权归国家所有，而村落土地的产权归村落集体所有，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国家可以征用作为农民生产资料的农用地，但难以征用作为农民生活资料的宅基地，所以“城中村”嵌入市区的住宅用地和部分村集体房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