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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翻译研究:回顾、反思、前瞻(期刊与翻译研究会议暨南大学))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回顾、反思、前瞻——《中国翻译》杂志侧记 2014年06月28日 一、《中国翻译》杂志概述 1、《中国翻译》杂志是中国翻译协会会刊,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中国翻译》杂志前身《翻译通讯》试发行于1979年,1980年正式创刊。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2005年更名为中国翻译协会/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TAC])1982年6月正式成立,1983年《翻译通讯》正式成为中国译协会刊,1986年更名为《中国翻译》 2、《中国翻译》在促进中国当代翻译研究以及翻译学科发展中发挥组织引导作用 翻译理论研究:杂志园地、组织理论研讨活动 翻译学科建设:推动建立翻译学科体系 翻译人才培养: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翻译师资培训 二、从《中国翻译》看中国当代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的时间纬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强,具有科学理念和先进科学方法为指导的西方当代翻译理论逐步在中国得到译介和传播。 在其影响下,中国翻译界开始接受并借鉴西方当代译学各流派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科学、理性地思考和研究翻译中的各种现象和翻译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类问题。本讨论所涉指的“中国当代翻译研究”界定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翻译研究。 (一)中国当代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 1、语言学研究范式(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后期) 以奈达、纽马克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研究成果的介入促进了中国译界理论研究意识的觉醒,催生了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萌芽,语言学研究范式是这一时期翻译研究的集中体现 。 王宗炎在1982年第1期《翻译通讯》上发表了“纽马克论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 ” 谭载喜在1982年第4期《翻译通讯》上发表了“翻译是一门科学——评介奈达著《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谭载喜,《奈达论翻译的性质》,《翻译通讯》1983年第1期 蔡毅在1982年第6期《翻译通讯》上发表“翻译理论的语言学派——介绍巴尔胡达罗夫的《语言与翻译》 ” 西方语言学中的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篇章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被引进和应用到翻译研究中来 中国学者自主的语言学研究成果 文艺学派与语言学派之争: 科学与艺术的对立 理论与实践的对立 中西译论的对立 2、文化研究范式(1990年代中后期2000年代中后期) 以霍姆斯、苏姗·巴斯奈特、勒菲弗尔、佐哈尔等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拓展了中国当代翻译研究的视野和空间文化学派的影响拓展了中国翻译研究的视野和空间。 受西方翻译学文化转向影响的中国翻译研究却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主体特色,其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独创性和批判性。 相比较中国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而言,中国翻译研究的文化范式显得更为成熟、也更具规模。 王东风“论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介入”,审美干涉、政治干扰、伦理干预,1998(5) 王东风在2000年第4期《中国翻译》上发表了“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 孙艺风2003年《中国翻译》专栏文章:“翻译研究与意识形态:拓展跨文化对话的空间” 孙艺风在2006年第1期《中国翻译》上发表“离散译者的文化使命” 孙艺风在2007年第1期《中国翻译》上又发表了一篇题为“翻译与异质他者的文化焦虑”的文章 王宁2000年第1期《中国翻译》”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 王宁在《中国翻译》2005年第6期发表“翻译的文化建构和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 谢天振在《中国翻译》2004年第1期发表了“论译学观念现代化” 孟凡君在2002年第2期《中国翻译》上撰文“中国文化架构的演变对中国译学思想发展的影响”, 翻译学(科)之争: 董秋思1951年就提出”翻译是一种科学”,要建立“中国翻译学”; 谭载喜在1987年第3期《翻译通讯》上发表“必须建立翻译学”一文 张南峰在1995年第4期《中国翻译》上发表“走出死胡同,建立翻译学” ,认为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要重视文化翻译研究。 刘宓庆在1996年第6期《中国翻译》发表“翻译理论研究展望”,首次提出“翻译文化学”(cultranslatology)的概念,提出要建设翻译学,并强调翻译的跨学科研究,特别是翻译的文化研究将获得卓有成效的拓展 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开始专门开辟了一个“21世纪中国译学研究”,以杂志的名义正式将译学概念提出。 1999年第1期开篇刊登了王东风“译学研究:世纪末的思考”,分析论证了中国翻译研究与西方翻译研究在学科理论以及思维与方法论等方面的差距,指出,21世纪的中国译学理论呼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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