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韬对《聊斋志异》扶乩故事继承及变异.docVIP

论王韬对《聊斋志异》扶乩故事继承及变异摘要：近年来《聊斋志异》仿书逐渐受到重视，但少有人从故事类型发展演变角度将《聊斋志异》及其仿书联系起来。王韬著有《遁窟谰言》、《淞隐漫录》和《淞滨琐话》三部小说，是《聊斋志异》仿书创作的重要实绩，其小说与《聊斋志异》都涉及到了明清非常盛行的扶乩活动，但王韬的扶乩故事与《聊斋志异》相比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如乩仙身份的置换、战争元素的嵌入、故事主题的移位、个人体验的渗透等，突显了作者经历与时代变迁对《聊斋》仿书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扶乩；聊斋志异；仿书；王韬；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蒲松龄《聊斋志异》问世之后，形成持久的仿效创作热潮。近年来逐渐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些仿书的价值，王韬作为同光年间《聊斋》仿书的“集大成者” [1] （P36-51），他所著的三部小说《遁窟谰言》、《淞隐漫录》和《淞滨琐话》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对这三部作品，有人将之称为“聊斋型作品的殿军之作” [2] （P460），但大多数对其评价并不高。如陈炳熙认为“在所有摹仿《聊斋》或受过《聊斋》影响的文言短篇小说中，没有一部像它（王韬的小说）这样未学到《聊斋》一丝之长，而意趣与《聊斋》相距如此之远。艺术上靠因袭拼凑敷衍成篇，思想上陈腐鄙俗堕为恶趣。” [3] （P62-68）陈文新则认为王韬小说的“形象系列、情节套路、语言技巧都未脱《聊斋志异》窠臼” [4] （P597）。如果以狐鬼类的故事来论，《聊斋志异》已发挥到极致，之后的《聊斋》仿书至多是仿得像，但却难超越其上；然而如果进入作品内部作更细致的考察，不少《聊斋》仿书实际上具有自己的个性，并积极进行着探索与创新。从这点来看，仿书不仅不是“有意模仿《聊斋志异》” [5] （P261），而且是有意变更《聊斋》，并试图超越《聊斋》（虽然客观上不一定能达到），王韬小说中的扶乩类故事就是这种努力尝试的例证。 扶乩，又称扶箕、扶鸾、降笔等，是借助绑有笔的“T”字架在沙盘、神案上写字，从而请神问卜的一种占卜形式。扶乩活动在明清文人中十分盛行，扶乩故事被写入小说也相当普遍。《聊斋志异》中涉及扶乩的故事有两篇：《乩仙》与《何仙》。《乩仙》写有人见天上微云而出“羊脂白玉天”，请乩仙对下联。乩仙答“问城南老董”，后众人果在城南见一位在丹砂地上牧豕的老叟，问之则答“猪血红泥地”。属对不奇，然而乩仙能预知遇城南老董，作者认为“斯亦神矣” [6] （P1561）。《何仙》记述辛未岁试后，乩仙何仙为试士品评文章，评李忭之文为一等，却又指出他“文与数适不相符”，预言他将被考官评为四等。李忭示其文于文章宗匠孙太史，亦受好评，然终未逃脱“犯夏楚”的晦运。最后他在何仙的帮助下，将错判的文章多写而广传，终于在次年被列为优等。小说以“其（何仙）灵应如此”结尾，但作者的用意并不在惊叹乩仙的灵验，而是要借何仙对李忭命运的预测来揭露科场的黑暗与丑恶。李忭的文数不符，是科场的悠谬造成的。在何仙的神眼中，这些替提学史判卷的幕客前世是“曾在黑暗狱中八百年”的“饿鬼道中游魂”，故“全无根气”亦“无正明”；在孙太史的凡眼中，他们则是“幕中醉汉，不识句读者” [6] （P1305-1308），强烈的讽刺尽显无遗。 从《何仙》中我们能看到蒲松龄自己的影子。顺治十五年（1658），19岁的蒲松龄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当时录取他的是山东学道大诗人施闰章。然而如同《何仙》中受孙太史好评的李忭最终却名落孙山一样，大受施闰章赏识的蒲松龄，之后却屡挫于科场。尽管后来他悉心钻研八股文，却仍然考不上！或许他只能感叹自己“文与数适不相符”了。但也正是这样的错位让他看清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写了大量抨击科举制度的小说，而对于《何仙》这篇小说来说，科场沉浮具有的意义又不止如此。它使“扶乩”具有了情节功能，成为了推进故事进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预示着扶乩故事创作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作者不再是单纯的扶乩活动记录者，而是通过扶乩的神秘力量来寄托自己的思想。 《聊斋志异》中的扶乩故事虽少，却颇值得注意。首先，它反映了明清文人对待扶乩的两种态度：一种是关注扶乩的宗教性、神秘性，乩仙的主要功能是预测未来、指示命运，文人对灵验的乩示持比较虔诚严肃的态度，如《乩仙》；表现到作品中，则是“述异”的态度。而另一种则侧重扶乩的世俗性、文化性，乩仙的主要功能是吟诗作对、与人酬唱，同时参与文人的生活，而文人对乩示多少有些游戏的心态，如《何仙》；表现到作品中，往往有所寄托。后来《聊斋》仿书中的扶乩故事基本不出这两种态度。其次，《何仙》一篇开始触及到问乩的热门话题——科考。后来的《聊斋》仿书更是乐此不疲地一再写到乩仙如何示题而举子事后方悟的故事。这类扶乩故事一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