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及个人主义双重悲剧.docVIP

时代及个人主义双重悲剧摘 要： 巴金先生的《寒夜》道出了抗战时期国统区没背景和地位的小知识分子的人生的悲凉。女主人公曾树生的人生选择值得我们探讨，其人生选择的悲剧性不仅仅是她个人性格所导致，时代影响也是巨大的，因此可以称为是个人主义与时代的双重悲剧。个性解放始终是思想启蒙后历代女性所追求的目标。作为女性我们要完善自己，提升自己，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从而追求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关键词： 寒夜 社会影响 家庭因素 个人主义 悲剧 巴金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坛的巨匠。正如陈思和先生所写“巴金的人格发展经历了一个胚胎—形成—高扬—分裂—平稳—沉沦—复苏的壮丽轮回”[1]，他的人格发展过程同时在他的著作中体现出来，可谓是著作等身；陈丹晨说“巴金，不仅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2]。可见巴金先生的创作能量之大！他始终以很强的使命感和战士的姿态从事文学创作，并且擅长用单纯与酣畅的笔法形成以情动人的风格。《寒夜》是巴金解放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动笔于1944年秋冬之际的重庆，几经周折停笔，最终于1946年底在上海完成，并在李健吾与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杂志连载。 《寒夜》讲述的是一对夫妇在战乱时代的悲情生活。最让我触动的是女主人公曾树生这个人物形象，我认为她承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并且她迷失了自己的方向，难以重拾和丈夫汪文宣在大学期间所构筑的宏伟教育理念，救人济世的宏远也都没有了踪迹；她顶着“花瓶”的头衔在大川银行里供职，沉迷于荣华与虚荣，但是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她同样难以摆脱厄运。曾树生这个人物有很多研究的价值，同时她也被提升到女性个性解放的高度，就像蘩漪那样“这个旧式女人瘦弱的手已经把个性解放和反封建的旗帜举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度”[3]。她的人生选择是充满悲剧性的，与个性解放并不是十分相关，无论是时代社会，家庭还是个人因素都对她的人生选择有影响，就在此分析一下影响曾树生人生选择的问题，并揭示其中的悲剧性。 一、黑暗的社会，走不出的阴霾 《寒夜》的故事发生背景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范智红说“如果说四十年代的时代特征可以用一两个简单的字眼来概括的话，最适合的或许是战争，它包括了抗战和内战”[4]。汪文宣和曾树生这两个小知识分子以没有地位，没有背景的生活状态，在重庆艰难的过活着。开篇就是“紧急警报发出后快半点钟了，天空里隐隐约约地响着飞机的声音，街上很静，没有一点亮光。”[5]这就是全篇的感情基调，没有一点亮光，男主人公在街上游荡，脑子里一片混乱，当听到别人说话的声音的时候，才弄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忽然记起昨天晚上打三更的事情，原来是警报刚解除，他们一家人回家，而回家后便和妻子曾树生吵了起来，都是些无所谓的小事，妻子生气了，便离家出走了，从这里开始，全文几乎都是在曾树生的回家然后又逃离中展开的。离开又回来，是因为她还有些许离不开这个家，还记得汪文宣给她的仅有的温存，外面的世界让她感到疲惫；回来又离开，是她舍不得外面的花花世界，厌烦了贫穷的生活。这就是两个卑微的小知识者的生存状态。 在充满战乱的生活里，曾树生的人生选择有了更多的外部因素。 即使在和平年代里夫妻之间亦会有争吵，更何况在战争时期。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下，人们的生活是如此的不幸！汪文宣在路上遇到的行人说“我卖掉五封云片糕，两个蛋糕，就是这点生意！”[5]看来每个平凡人的生活都是充满不幸，不得不归咎于这个时代，如果是和平安定的时代，人们的生活也不至于如此贫困。生活确实把人压的太苦了，汪母深知“不打仗，我们哪里会穷到这样！”[5]汪文宣的公司由于受到战乱影响，可能会迁到兰州去，可他只是最普通的小职员，哪有资格跟随公司搬迁，而曾树生就不同，她利用自己“花瓶”的身份，可以跟随银行搬迁，并且生活会有很好的保障，她在大川银行里过惯了这种繁华的生活，已与自己的家庭格格不入，在躲防空警报的时候竟可以不顾丈夫和婆婆自己出去躲警报，这些都是环境的影响，在关键的时刻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实心理状态，她没有和丈夫一起共苦的勇气，因为再回到那个穷苦的家庭里她已是难以适应，她不得不选择跟随陈主任离开，离开她的丈夫、儿子和婆婆，去寻求她想要的生活——荣华与虚荣。 环境确实能造就人的性格，细想一下，在那样的时代里，人们的精神始终是处在异常压抑状态下，并且神经会相当紧张，时刻都要提防着日军的空袭，生命安全已经受到威胁，有时候可以说是自顾不暇，长此以往，终究会造成人的性格扭曲、变形。失去“常性”的人，再加上其内部的种种矛盾冲突，这无疑是雪上添霜，让一个本应该幸福的家庭走向破败，最终家破人亡，就算是存活下的人也不能安定的过完此生，留在内心的是无限悲凉。 二、家庭的冷漠，逃不开的无奈 家庭是我们温馨的港湾，累了的时候可以让我们靠岸。中国人更重视家庭的力量，尤其是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