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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原住民的信息收集及筛选行为特点初探 　　[摘要]近年来，随着“数字原住民”概念的提出，针对此领域的相关研究也都逐渐展开。对于数字原住民们而言，每天面对海量信息是怎样进行收集和筛选的？一项以武汉某高校为例，针对数字原住民的调查，展现了数字原住民的信息收集和筛选行为的共性特点。 　　[关键词]数字原住民；信息；行为特点 　　[DOI]10.13939/ki.zgsc.2017.02.189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活中，人们也常常能听到诸如“现在的年青一辈个个都是电脑能手”的类似评价。这背后反映出来的是社会发展以及技术进步对年轻人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模式的影响和改变。近年来，随着“数字原住民”（也常被称作“数字土著”）概念的提出，该领域也都逐渐展开。 　　截至 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10亿元，互联网普及率为51.7%。其中，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6.56 亿元。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 2015 年年底的 90.1%提升至 92.5%。[1]网民规模的持续稳定攀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恰好对应了数字原住民群体的持续增长。 　　1 “数字原住民”的定义及其演变 　　先前，虽然有学者对“数字原住民”的概念进行了暗示，但并没有针对?@一概念进行确切的阐述。随后，在2001年，著名教育游戏专家 Marc Prensky[2]首次确切提出“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和“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概念，将那些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称作“数字原住民”。随后，各领域学者对“数字原住民”的定义一直存在争论，因此衍生出了数字熔炉（Digital Melting Pot）[3]等说法。 　　聂映在针对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认知阈值的相关研究中表示，人们对该定义经历了三个层面变化：第一个层面是以年龄为认知阈值，以年龄或出生年代为标准，对“是否为数字原住民”进行判断。第二个层面是分别把年龄、心理状态、社会（社区）文化氛围等因素作为研究阈值，综合性地、多视角地进行研究。第三个层面是淡化对“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概念之间的对立，把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看作一个相互渗透的整体。[4]本文默认通过两个条件来对“是否为数字原住民”进行判断。其一，信息技术是否作为常驻角色参与并陪伴成长生活过程。其二，是否具备数字思维方式。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均被默认为数字原住民。 　　2 研究方法 　　为进一步探索数字原住民的信息收集以及筛选行为，本文以武汉某高校为例，采取调查的方式进行研究。此次调查采取访问法进行，以面谈的方式向被调查者提出询问，通过对所需情报相关人的意见和态度的调查以获得所需的资料。相比较其他调查法而言，访谈法可以最大限度地还原个人化的体验以获得较为真实又具体的第一手资料。 　　3 研究发现 　　3.1 相比被动接受信息，数字原住民更倾向于主动积极寻求信息 　　访问中笔者询问了受访者对于获得新知识的途径，并模拟出三种方式：上网查询、阅读书籍、与他人沟通。 　　第一，多种方式结合大于单一方式；受访者通常会有自己成习惯的信息搜索顺序，比如最先通过互联网扩大知识面获取一定的认知，制定信息搜索目标；再通过书籍深入系统研究问题，此时如果仍有自己无法解决的困境，则会与人沟通。第二，自我查询大于与人沟通；多数受访者更喜欢先通过自己查询信息，并期望可以完成信息需求。只有在少数情况下会寻求与他人沟通。说明互联网等信息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个体的信息独立性，并加剧了现实人际隔离。第三，目的不同选择不同；尽管多种方式结合是大多受访者的选择，受访者对于常识性、浅层次的信息更倾向于使用并相信互联网媒介提供的信息；而对于学术性、深层次的信息则更加倾向于选择书籍。 　　任琦在《数字时代的新闻消费观――对浙江、美国两项受众调查的分析》中针对数字原住民的新闻消费习惯做了相关描述：“数字原住民们并不是被动接受新闻的一代，相反他们希望把新闻消费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5]Suvi Valkama在其相关研究中也表示，数字原住民在进行新闻消费时也呈现了一些共性特点。其中，数字原住民倾向于对自己消费的新闻有完全掌控权。同时倾向于进行有选择空间的新闻消费。[6]这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数字原住民对信息自主度的要求比较高，偏好主动搜寻获取并加工信息。 　　3.2 多媒体形式的信息，更能吸引这一群体的注意力 　　图像信息更受青睐，但是对于特殊情况下，文字信息仍有其独特的价值。在探求信息形式对于受访者信息获取及筛选行为的影响时，访谈结果显示受访者普遍最为青睐多种信息形式结合的表达，其次是单一信息形式表达。 　　3.3 数字原住民有同时处理多项事物的倾向 　　数字原住民有同时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