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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怎样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 - 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在拥有12.7亿人口的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能否使劳动力得以比较充分地就业，不仅决定了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不仅如此，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经验还表明，把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把中国目前的就业水平和结构，放到一个劳动力市场形成过程的分析框架中进行评价，看改革以来，市场上怎样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并揭示出阻碍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发育的制度性障碍。 一、改革以前的劳动力配置和就业体制 改革以前的中国经济体制模式是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服务的。在资本稀缺的经济中，推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可能依靠市场来引导资源配置，因而必须通过计划分配的机制把各种资源按照产业发展的优先序进行配置。由此，以资本和劳动力为代表的资源或生产要素，既无必要，也不允许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自由流动。因此，随着50年代这种发展战略格局确定下来，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按照地域、产业、所有制等分类人为地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的现象。其中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有效地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上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 在80年代改革以前劳动力市场不存在，首先表现在城乡之间劳动力配置的分割，即统购统销政策、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这一传统体制的三套马车，把城乡劳动力人为地分割开，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几乎从不发生。在这期间，中国的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的速度虽然较快，但没有像发展经济学家预言的那样，以相应的速度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以工业产值比重提高为特征的产业结构转换发生的同时，以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为特征的就业结构转换却微不足道，即中国就业结构转换比产值结构转换来得更迟一些。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变中的一个非典型化特征。并且，这一特征一直影响到目前的中国产业结构特点。 改革以前劳动力市场不存在的另一个表现，是城市就业的刚性特征。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城市居民的就业在传统体制下得到充分的保障，由劳动部门或人事部门按照整体经济计划和资源配置优先序安排就业和岗位。在吸收就业的机会中，国有部门是主要的渠道，辅之以城市集体经济部门。而一旦这种就业被安置妥当，一个职工几乎就不再有机会改变就业单位，也没有被解雇和失业之虞。因此，寻求就业者并不面对一个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只需要具有城市户口，就会自然而然的得到就业安置。 所以，改革以前的城市就业机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就业者面对的机会是均等的，就业的过程大同小异，因而劳动力配置在城市内部是一个一元化的过程；第二，这种就业机会是绝对排他性的，即只要一个人没有本地的户口，无论其人力资本如何，无论企业有何等迫切的需要，只要不是在计划安排之内，雇佣关系不会发生。 因此，改革以前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表现为一种二元结构，即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反差。这种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反差，主要表现为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不是城乡一体化的过程，而是被分割的，相应地城乡劳动力占有的资源严重不均等。1978年城市部门共有9500万职工就业，农村劳动力人数为3.1亿，两者劳动力之比率为3.2∶1；而同年国有企业拥有固定资产总值4488亿元，农业中仅有固定资产总值不足950亿元，两者资本之比率为1∶4.7。按照生产要素遵循提高边际报酬的逻辑流动的原则，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就业机会在城乡之间分配的不均等。 二、改革以来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既然改革以前城乡劳动力分割的格局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其一系列相应制度安排的结果，则随着改革的进行，城乡劳动力市场应该有所发育。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经历了离土不离乡的阶段之后，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部门转移。由于户籍制度尚未彻底改革，这些劳动力大多数并不预期在城市长期居住下来，而是形成了一种流动人口。据估计，这种流动中的劳动力的人数大约在7000万左右。 经过了大约20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增长、结构变化以及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产生了三种效果。 第一，居住在农村的劳动力不再局限于从事农业劳动，而其就业已经广泛地分布在城乡各种行业中。表1显示1997年以来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变化，超过20%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移出农业，在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等部门就业，其中超过一半转移到本乡以外。按照这个比例，目前农村劳动力的行业和地域分布大致是：农村劳动力总数约5亿人，大约1亿人转移到非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