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性差异与清刑案律例施用矛盾.PDF

“理解性差异”与清代刑案律例施用矛盾 ——以刑部与督抚争议为中心的研究 姚旸 摘要：“犯罪构成”是用以确定某项犯罪成立的基本特征。清代刑案审理中，由于施用律例精神不同， 以及律例本身存在缺陷，刑部与地方督抚之间时常对“犯罪构成”作出不同理解而致生分歧。双方在通过 “犯罪构成”甄别罪名与罪刑时产生的矛盾，正可折射出清代中央与地方官员在对待律例施用，处置“情”、 “法”关系方面的纠葛异同。 关键词：犯罪构成；刑案；理解性差异 清代，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就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有着严格的权责界限。在中央， 作为天下“刑名总汇”的刑部拥有对各省重大刑事案件的查核权、复核权及审议权。在大多 数案件中，刑部的审理意见发挥着主导作用。①在地方，有关人命徒流军罪以上案件在经过 各级衙门数番覆审之后，最终总汇于督抚，由督抚向刑部咨请复核并等待最终裁决，督抚因 ② 而成为地方性意见的代表。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清代刑部对各省咨部刑事案件处理状况大体可分为三类：一为依 议之判决；二为径行改正之判决；三为驳令再审之判决。③其中，后两类案件凸显了刑部与 地方督抚在案件审理中的矛盾，由于双方本身具有的代表性，其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又反映了 ④ ，刑案审理以 中央与地方官员在刑案审理中存在的差异。在清代，“欲理刑名，先明律例” 律例为依据，其中尤以条例为重。因而，关于律例的理解和施用往往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 根据笔者的研究，除去人为对律例的扭曲误用外，对律例本身的“理解性差异”成为引发刑 部与督抚争议的最主要原因。笔者将尝试对这种差异的表现及成因分别进行分析，希望藉此 折射出清代中央与地方司法机关对律例的不同认识及施用精神。 一 笔者所指称的“理解性差异”，即指因审判官员对律例中所包涵的“犯罪构成”要素产 生不同理解而形成的差异。关于“犯罪构成”，简而言之就是决定某一行为成立某种犯罪所 ① 对于各省徒流军罪以上案件，刑部虽有权复核，但案件最终审决权属于皇帝。然而，对于大多数需要“取 自上裁”的案件而言，刑部或独立或会同其他衙门所作出的审决意见，一般都会得到采纳，皇帝与刑部意 见相差极大的情况十分少见。因此，在多数案件中，刑部的审理意见仍是案件最终决断的主导。参见那思 陆：《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16-135页。 ② 需要指出的是，地方督抚的这种代表性并不完全充分。对重要刑事案件的审理在地方往往经历三到四次 的审转过程。同时，地方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审理意见进行批驳也是普遍现象，下级衙门的主审官员往往 出于多种目的而最终屈从于上级衙门作出的意见。因此，同一案件经由州县、府、道、按察司直至督抚各 级审理之后，已经很难辨清各级政府在其中所发挥的影响。正如《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的作者所观察到 的那样，经由督抚上报的审案记录只是重审记录而不是州县的初审记录，刑部在相应批示中也基本不会提 及按察使以下各级官员，甚至连案件发生地也只写道省一级。（「美」D ·布迪，C ·莫里斯：《中华帝国的 法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90 页）另外，由于下级主审官员对上级的服从往往并非出于真实 的本意，这也使得督抚提交审理意见的代表性不得不打折扣。 ③ 那思陆：《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18 页。 ④ 佚名：《州县须知》，卷 3，《刑名总论》。 1 必需的基本特征。清代司法实践中，虽尚未有如现代法学意义上的“犯罪构成”理念，但众 多清代刑案审理官员已能在繁复的案情与律例关系中注意到某些关键要素，并将其作为自己 断案的根本依据。例如嘉庆十四年四川总督上咨刑部的一起案件：赵开贤向陈奉湛索要欠款， 陈奉湛以借期未满为由，命赵开贤届期再讨。赵开贤时已酒醉，欲剥陈奉湛衣服作为抵押， 后经人劝散。陈奉湛乘船回家，又被赵开贤撞遇，赵声言索欠赶至船上，向陈奉湛抓扯。陈 奉湛在船边闪避，不料船小失重，陈赵二人一同落水。陈奉湛凫水上岸，赵开贤溺毙身亡。 川督将陈奉湛拟以过失杀人律，但遭到刑部官员反驳。刑部认为“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