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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证据法及早期脉学文献探究 　【摘要】 　　该文在早期脉学文献研究上，运用和发挥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同时阐明了“二重证据法”对早期脉学文献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 “二重证据法”；《脉法》；脉学文献 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文史研究领域大显身手，在中医学的早期文献研究上是否有用武之地？本人不揣愚陋，欲据早期脉学文献 “二重证据法” 的研究实践来揭示其价值。 　　1 关于“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最早由王国维先生提出，他认为“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然而，“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科，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王国维在有生之年所见“地下之材料仅有两种（甲骨文字、金文）”，“今兹所讲，乃就此二种材科中可以证明诸书或补足纠正之者一一述之”［1］。王先生运用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对《史记》《山海经》等书进行了二重证据法的研究实践而大有创获。 时至今日，李学勤先生认为地下之材料“从他（王国维）广阔的学术视野而论，应该是泛指种种考古文化遗存。因此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实际是对古史研究中历史学与考古学关系的表述。”李学勤还说：“几十年的学术史说明，我们在古史领域中的进步，就是依靠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的互证。今后对上古时期社会、经济、思想观念的探索，还是要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2］。李先生还介绍了国际上近期流行的“原史时期（protohistory）”的概念［3］，即界于“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之间的一个时期，并指出研究“史前时期”以考古学、人类学方法为主，研究“历史时期”以文献材料为主，而“原史时期”以文献、考古并重，还指出“中国的夏商周三代，或许还包括更早一段，看来很适合这样讲的原史时期”［2］。早期脉学文献在研究方法上挖掘二重证据法符合“原史时期”研究特点。 目前在医学文献领域，三代时期主要是考古文化遗存，文献与考古并存的数量有限，但是随着秦汉考古发掘，大量医学考古文化遗存得以面世，可以进行夏商周秦汉甚至魏晋时期的医学文献的二重证据研究。另外战国秦汉魏晋时期是医学理论走向成熟的阶段，也是目前医学传世文献较复杂混乱时期，需要依靠出土资料来进行二重证据研究以澄清某些问题。 　　2 马继兴先生“二重证据法”与早期脉学文献研究实践 在医学文献领域挖掘出土资料来研究传世文献，或者使用二重证据法来研究医学文献目前首屈一指的是马继兴先生，其代表作有《马王堆古医书考释》《敦煌古医籍考释》以及《出土亡佚古医籍研究》等，下面以马继兴先生的研究成果为例，谈谈在早期脉学文献研究领域，二重证据法的利用与发挥。 　　2.1 《脉法》中“寒头而暖足”理论的“二重证据法”研究马王堆和张家山出土医籍中有脉学诊断书《脉法》，马先生将《脉法》一书内容分成了7个自然段（七节），其中第2自然段为“（脉）气也者，利下而害上，从暖而去清。故圣人寒头而暖足。”在其下有马先生如下按语：“这三句是指出脉气在人体作用的生理规律。所谓利与害和从与去，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相对的意义而言，没有绝对化的概念。所谓寒头而暖足的主张则是和《难经·四十七难》的人面独能耐寒理论相一致的”［4］。马先生找出了出土文献中“寒头而暖足”这一重要中医养生理论与传世文献相印的地方，这便于用传世文献理解出土文献。 如果说马先生在此处对二重证据法的利用是点到为止，那么在 “陇、湘、鄂三省相继出土的《内经》古诊法残文考”部分可谓将二重证据法淋漓尽致的加以利用和发挥，并释千古之疑。 　　2.2 《脉法》中踝上古诊法的“二重证据法”研究踝上诊法这一古老的脉诊技术，由于传世通行《内经》本中王冰注释不清，时至今日，基本上没人能搞清楚其具体内容。然而随着敦煌、马王堆、张家山同类文献出土，现在我们基本上能复原这种古老的诊断技术，了解当时脉诊水平。现据马先生二重证据研究结果概述如下［4］。 马先生讲：“在敦煌出土的医药残卷中现存法国国立图书馆编号的P.3287录有一段《黄帝内经素问》的佚文，其原文是：以左手去足内踝上五寸，指微按之。以右手指当踝上微而弹之。其脉中气动应过五寸已上。蠕蠕然者，不病也（蠕蠕者，来有力）；其气来疾，中手恽恽然者，病也（恽恽者，来无力也）；其气来徐徐，上不能至五寸，弹之不应手者，死也（徐徐者，似有似无也）；其肌肉身充，气不去来者，亦死（不去来者，弹之全无）。（以上括号内的文字均原卷子之注文。）” 这段敦煌残卷《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