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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 科学 2011年4月 CHINESEJOURNALOFGEOLOGY 地质与人生 金福全 (合肥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合肥230009) 1 选 择 我这一辈子可以说是合着共和国发展的脉膊过来的。和所有年轻人一样对未来充满着 幢景，中学时代曾立志想当一名医生，悬壶济世，解救病人的痛苦。谁知临近高中毕业之时， 我尊敬的地理老师冯增昭先生说“现在国家极其缺乏地质人才……”，一席话改变了我一生的 前途命运。就这样将第一志愿医学专业改成地质专业。当时我真的对“地质”不甚了解。 1952年秋，我来到了北京地质学院，被分配在“大系”(矿产地质勘探与普查专业)，二年 后又转入“煤田地质普查与勘探专门化”班学习。 4年期间修完了43门基础课和专业课，三年级从江西萍乡煤矿到湖南彬县中南煤田129 地质队实习；四年级去甘肃635煤田地质队在祁连山北坡酒泉一带进行煤田普查与勘探。这 些均得益于母校辛勤的培养与教诲，为毕生从事的地质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经 历 1956年9月底，刚刚从甘肃煤田地质队结束毕业实习回到北京，获悉地院已将我分配到 合肥矿业学院(合肥工业大学前身)地质系。国庆前夕，我便匆匆忙忙赶到安徽合肥报到，从 此踏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地质教育事业。 到合肥矿院似乎专业很对口，认为自己是学煤田地质的。谁知先报到的同学已经将所有 的“对口”课程都瓜分了，给我留下的是“古生物学”和“地史学”两门课程。没有老先生授课， 当时的系主任柴登榜教授专程从北京地院请调来刘嘉龙教授主讲，我给他助课、做辅导，从此 成就了自己的终身事业。在此期间，曾在北京地质学院跟前苏联专家扎克林斯卡娅进修过 “孢粉学”，一年学成后，返校担负起了“古生物学”、“古植物学”、“地史学”等课程的辅导与授 课，一教就是几十年。 当时正值合肥矿院从淮南煤专迁址合肥筹建之中，“地质系”，与“矿井建筑系”合并称为 “地建系”，二年后方才独立成“系”。教材、实验室、仪器设备和实习基地等几乎是一张白纸， 要靠老师们自己去筹建。如古生物学、地史学的实习标本，除了从原淮南煤专搬来部分和从 地质矿产部购进一批外，相当一部分是我和徐嘉炜教授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采集而来的。此 外，每次带学生野外实习采集一些。标本采集来后，记得我几乎花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整 天泡实验室整理各类古生物标本，边整理边学习边研究、终于将古生物地史实验室建立起来。 为了筹建野外教学实习基地，我们北上山东、东出巢湖，最终选定了巢县北部山区作为地质实 习基地。当时的巢北山区相当荒凉，不时有野兽出没。记得第一次野外实习，几百名学生和 教师在金银洞泉边(即现今安徽维尼龙厂招待所附近)搭起了十几顶帐篷，建了个“尖兵村”， 俨然一座大兵营。 大跃进年代，教育也大跃进。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在这个方针指引下，学校与安徽省地质矿产局挂钩，开展了大别山地区及皖南 586 地质科学 2011焦 山区4县(宁国、绩溪、歙县、旌德)地质普查，后又扩展到太平县、石台县等地进行全面的地质 找矿。在缺乏地形图的情况下，还编出了皖南4县的首份地质调查报告图和地质图。地质矿 产部还没有正规的地质调查规范，只凭一个粗略的地质调查提纲，就着手编写设计书。经前 苏联专家麦尔库洛夫审查一下就开展了区调。1959年至1960年系里承接了好几幅图，主要 集中在大别山区(六安幅、岳西幅)及皖南山区(屯溪幅)。我担任屯溪幅技术负责，带领十多 位老师和百余名学生奋战皖南山区历时数月，完成了填图任务且取得一系列地质成果，如：歙 县的伏川铬铁矿矿点、街口地区稀土矿的发现、休宁岩体和许村岩体的地质时代确定等。 大跃进风雨过后，1961年后期大学教育步入相对稳定的时期。但好景不长，自从1964 年合肥工业大学归口第一机械工业部起，工业大学办不办地质系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地质改制，推向市场，对地质教育冲击很大。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 改为自主作业、白谋出路。地质专业出现招生难，找工作难的尴尬局面。“地质”两个字成了 人见人怕的“洪水猛兽”。物探专业、古生物专业首当其冲，停止招生，提前“下台”。然后是 地质院校、系纷纷“改名更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