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长沙国千石至斗食官吏的墓葬-湖南博物馆.DOCVIP

西汉长沙国千石至斗食官吏的墓葬 傅聚良 内容提要：本文对长沙地区出土一批有印章的墓葬资料进行综合介绍，根据历史文献，确认他们的身份为长沙国千石至斗食官吏的墓葬。根据这些墓葬的随葬器物，对这类墓葬的葬制进行了初步分析。 关键词：西汉长沙国 千石至斗食官吏的墓葬 葬制 汉代诸侯王与列侯的墓葬已发掘多座，对这些级别的墓坑大小、棺椁制度、随葬器物等情况较为清楚；这些职别以下的墓葬发掘数量更多，但目前还缺乏对这些墓葬资料的综合分析。长沙地区发掘了大批西汉时期的中小型墓葬，其中一批墓葬出土了官印，二十多年前，周世荣先生在《长沙出土西汉印章及有关问题研究》一文中发表了一批资料，也对这些官印的时代、郡国制度、历史地理等问题进行了考证，①但对墓葬及墓主人身份地位等方面没有进行分析。近年来，长沙市内又出土了一些官印资料。本文以出土这些官印的墓葬资料为主，结合其他地区出土的身份地位比较清楚的墓葬资料，对这一类别的墓葬作一初步分析。 一 长沙市郊汉代墓葬出土官印，其身份地位清楚的墓葬二十多座。这些官印资料已多次发表，墓葬中的出土器物也有登记，但墓葬情况介绍的不多，仅有少数作过报导，②经查对原始记录，有二十多座墓葬资料较为准确。这些墓葬是研究汉代埋葬制度的重要资料，附表于后（表一）。此表系根据考古发掘的原始记录和《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中墓葬登记表综合而成，③有的可能与墓葬的实际情况存在差别。各墓出土印章附图于后（图一） 对于这些墓葬的时代，周世荣先生在《长沙出土的西汉印章及有关问题研究》一文中已有推定，把官印的时间定在西汉文帝至武帝之间，墓葬的时代也在这段时间里。《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的墓葬登记表中，也推定了墓葬时代，分为西汉早、中、晚三期。从长沙地区西汉墓葬出土器物和西汉历史的实际情况看，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实行五铢钱后，五铢钱成为这时期具有时代意义的标准器物，可以把西汉墓葬划分为前后两期。根据这一标准，上述出土官印的墓葬，主要是在西汉晚期。从出土的印章看，如出土“长沙顷庙”印章的墓葬，《汉书·诸侯王年表》：“天汉元年顷王附朐嗣，十七年薨。”汉武帝天汉元年为公元前100年，刘附朐死时已到了汉昭帝始元三年。此墓的时间只能是西汉晚期。还有如53长子M23出土的“广信令印”，《汉书·地理志》载：“苍梧郡，武帝元鼎六年开。”苍梧郡下有广信县，元鼎六年为公元前111年，距汉武帝后元二年只有二十多年，此墓主人是否为广信县第一任县令，又是否只存在了二十多年。还有长沙仆，原来叫太仆，汉武帝时改太仆为仆，此墓的时代也应到了西汉后期。再从出土的货币看，长沙地区的西汉前期墓葬一般为“半两”与“泥金版”，晚期墓葬中多“五铢”与“泥金饼”，从登记表中也可以看到，如长沙仆、临湘令等墓出有泥锭、这些墓葬属于西汉晚期。还从出土器物看，如60长杨M7出土器物中有屋、猪圈等，这类器物在长沙汉墓中一般要到西汉晚期才出现；从这些方面看。这些官印多是刘氏长沙国时期的官印。 从表中可以看到，这些官员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长沙王府中的官员，如御府长、宫丞、长沙仆等；另一部分是地方政府的官员，如临湘令、攸丞、武岗长等。按汉政府的规定，这些官员中最高俸禄为千石的县令和长沙仆，《汉书·百官公卿表》载：“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又诸庙寝园食官令长丞……丞皆千石（《后汉书》载这些官员的俸禄为六百石，可能西汉时削弱诸侯王势力，实行左官之律，对这些官员的俸禄有所削减）。”“武帝……改太仆为仆，秩亦千石。”最少的俸禄为兴里乡印的乡官，乡官的俸禄没有明确规定，《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缴。”师古曰：“汉官名秩薄云，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也。一说：斗食者，岁奉不满百石，计日而食一斛二升，故云斗食也。”乡官应为不满百石的小官（《后汉书·百官志》注中记载乡官的俸禄为百石，查《汉书》曾对下级官吏的俸禄有所增加，如汉宣帝神爵三年，“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还有哀帝时也对下级官吏的俸禄有增加，可能到东汉时已成为百石的官吏）。其官印都是滑石雕刻的，不是正式的官印，只能是用于随葬的冥印。 这批千石以下的官吏，从墓坑大小上看，面积最大的是有前后室的“故陆令印”墓，前室320×260、后室400×290，最小的是270×190厘米，如果把墓坑长度以300厘米为界线来看，300厘米以上的多是千石至六百石以上的官吏。也有个别不是如此，如54长魏M4，出土“舂陵之印”，舂陵是县，此印应是县里长官之印，属县令或县长，此墓的墓坑长度为292厘米，少于300厘米。300厘米以下的则是五百石以下的官吏。但也有例外，如出土“陆粮尉印”的54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