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道德教育的代性转型及其伦理风险.PDF

我国道德教育的现代性转型及其伦理风险 樊改霞 [摘要]近百年来，道德教育的现代性问题一直被教育研究者所持续关注。通过规范性研 究，发现我国道德教育在现代性浪潮冲击下曲折的历经了道德革命、社会主义道德改造以及 工商化的道德改革这三次现代性的转向，这使得我国的道德教育走上了泛政治化道德、工具 理性主义道德之路。我国道德教育的现代性方案需要作出内部批判和修正。一方面，承认现 代性道德教育所确立的基本价值理念的普遍规范性和形式有效性，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不断 批评现代性道德教育转型中所表现出来的过度政治化、工具化的倾向。 [关键词]现代性； 道德教育； 伦理风险 [作者简介]樊改霞,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师。(兰州 730070) 我国是东方文化圈的源头，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古代道德教育有着根深蒂固的传 统。但十九世纪末期“天朝大国”的大门被西方 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中国社会的政治、 经济、日常生活等发生急剧的变化，李鸿章曾经把这种变化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随着儒家的政治、文化秩序解体，中国社会被迫纳入到新的世界格局当中，需要建立一种新 的秩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诗人巴斯曾指出，对于墨西哥来说，现代化既是命定地， 也是被诅咒地，墨西哥的出路除了现代化，别无他途，但现代化对墨西哥却并不是一个福音。 中国社会亦然如此，内忧外患使得中国社会命定地走向了现代化，而现代性社会本身也在遭 遇着自身的本体性危机。更为严峻的是，诚如甘阳( 2006) 所指出的，“就中国而言，一方 面现代社会的正面价值还远远没有真正落实，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负面价值却己日益强 烈地被人感受到了。” 马克斯·韦伯( 1920/2007) 认为，西方的现代性方案是伴随着世俗化的历程，西方现 代性方案的精神动力最初是由新教伦理提供的，“新教伦理给予西方社会一种特殊的精神气 质，即以天职观念为中心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与西方社会现代性方案所借助的世俗化形 态不同，中国社会现代性方案的始端是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进行的，汪晖( 1999) 在《关 于现代性问题答问》指出: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和现代性方案的制定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出现 的。”列奥·施特劳斯( 1954/2011) 则在其代表作品《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认为，马基雅 维利是第一次现代性浪潮的推进者，而现代性的第二次浪潮从卢梭开始，第三次现代性浪潮 与尼采相关。但是，中国社会现代性的演进路线与西方现代性方案不同，其不是由某个思想 家的理论所推动，早期中国现代性方案的主要推进者是洋务派和维新派，他们发现借助西方 的坚船利炮和工艺技术是无法救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发现仅仅依靠西方的科学、民主来 改造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也无法拯救中国，“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新 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这样梁启超把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民力、民智、民德的缺 失,把作为中国政治深层结构的国人道德问题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首次提了出来，也进一步 重塑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道德教育的理想。 一、“道德革命”: 道德教育现代性转型初始 维新运动的失败，使得梁启超等人认识到国人的道德素质与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之 间的直接关系，他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指出，“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 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其后进而强调，“夫淘汰者，变革也， 以曰人之释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梁启超以极大的理论勇气， 直接提出了对中国人的道德进行“革命”，他号召用“新道德”代替“旧道德”，主张以“新 民”的道德代替传统的“圣贤”的道德。为此，他全面探讨了道德革命的核心问题———造 新民。他指出新民的核心特征是“公德”，“我国民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试观《论语》、 《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 一焉。”那么，他所倡导的公德是什么? “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 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梁启超试图大力倡导公德“以 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公德者，决定着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 正确的道德教育宗旨应该是“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团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 为一人之才与智也”。 而章太炎以革命派的激情把“道德革命”大力推进，他断言“无道德者不能革命”，他 在 1909 年发表《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