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伦理革命与儒家性传统.PDF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八年三月號 總第 72 期 2008年3月31日 五四倫理革命與儒家德性傳統 ⊙ 高力克 一 儒學中的宗法倫理與德性價值 儒學的現代困境雖由晚清西方文明的衝擊所引發，但亦源於其價值系統的內在矛盾。先秦儒 學承續殷周禮樂文化而維新，其宗法倫理化的「人文的轉向」1迥異於軸心時代諸文明之倫理 宗教化的「超越的突破」2 。孔子以仁釋禮，賦予古代宗法性的禮樂文明以普泛性的人文基 礎，儒學由此而形成道德人文主義價值體系。儒學之宗法人文化的進程，雖免去了基督教文 明所內涵的神人衝突，但亦未能如基督教那樣以普遍的神學信仰打破宗法制度的羈束。三代 遺傳的宗法制度毋寧是儒家文化的深厚社會基礎。誠如梁漱溟所言，中西文化以宗教為分水 嶺，周孔教化改良宗法文化，潤澤以禮文，提高其精神，中國遂漸以轉進於倫理社會，而家 族家庭生活乃延續於後。而基督教則使西方由家庭生活轉向團體生活3 。中國社會自古以來立 基於宗法制度，以血緣群體之氏族、宗族、家族為社會整合的紐帶。儒家倫理即以此宗法性 社會結構為基礎，由承襲周禮之以父權與君權為軸心的宗法封建倫理發展而來。因而，儒學 自始即蘊涵著人文主義與宗法封建兩重性。 儒學大致可分為以禮為基礎的倫理規範和以仁為基礎的德性原則這兩個層面。在孔子仁體禮 用的儒學體系中，「仁」為人格完成的德性理想，「禮」則為涵養德性的倫理秩序，二者構 成了一個君子型的倫理道德體系。儒學這一寓仁於禮的倫理體系，自始即難免其人文性和宗 法性的內在緊張，它表現為仁學之人道原則與禮律之尊卑秩序的衝突。先秦儒學之人道與反 人道的張力，貫穿於其後兩千年儒學發展史中。隨著漢後儒學的制度化和意識形態化，儒家 禮教的宗法封建性倫理得以強化，逐漸演變為以三綱五倫為主軸的威權主義的封建倫理，儒 家仁學之人文性的君子理想和禮教之封建性的臣民倫理的緊張亦更趨深化。宋明理學進而將 禮教的尊卑等級秩序神聖化，其「存天理，滅人欲」的倫理原則，集中彰顯了理學之反人道 的本質。至此，孔子「仁者愛人」的人道原則遂為反人道的「吃人的禮教」所扼殺。 晚清以降，以儒學為典範的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衝擊下深陷危機。中國文明回應西方現代性 的挑戰，經歷了一個由經濟政治層面之「適應」而文化價值層面之「認同」的過程4 。儒學文 化所附麗的農業經濟、家族社會和專制政體，在西方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公民文化的侵蝕 下漸次解體，儒教亦隨之陷入失墮的困境。儒教的危機，首先是其宗法封建性禮教倫理的危 機。現代化是一個由人格依附的臣民社會向自由平等的公民社會轉型的過程。儒家禮教之義 務本位、人格附從、等級尊卑的宗法封建倫理，與現代性公民倫理具有根本性的價值緊張。 戊戌以後，隨著西方文化向中國文化核心的侵蝕，儒教的危機日漸凸顯，中國進入思想文化 轉型的時代。 如前所述，支撐古典中國意義世界的儒家文化，其仁禮合一的價值結構內蘊著人文性和宗法 性的深刻緊張。因而，如何對待儒家傳統的宗法倫理和普泛德性，成為中國文化轉型的一個 基本難題。戊戌以降，儒家倫理規範受到維新思潮的正面挑戰。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 嚴復都對禮教核心的三綱之說進行批判。然而維新派的傳統批判大致保持在儒學改革的範式 之內，其對儒教基本上持棄禮存仁的文化改良主義方針。康有為對儒家「仁」的精神超越性 倫理與「禮」的社會約束性倫理臧否有別5 。在其儒學宗教化計劃中，康氏主張對於兼賅人 神、包羅治教的儒學，應取資西方基督教文明而凡聖兩立，政教分途，立孔教為國教，並改 革其禮律中不契於公民社會的宗族倫理6 。而在其大同烏托邦中，「大同」則被歸為人類社會 超越據亂世「禮」之等級秩序的「仁」的最終實現7 。譚嗣同在其《仁學》中，則以「平 等」、「大同」釋仁，而以禮教三綱五倫為過時的據亂世的禮法，並倡言「衝決倫常之網 羅」8 。譚氏對名教綱常的激烈批判，開五四反傳統主義之先河。梁啟超則進而從倫理學層面 回應了儒學變革與接續的問題。他在《新民說》中主張，道德有本原和條理之分，道德之條 理雖與時變遷，而道德之本原則亙古